那天之后，他没有联系我。一周，两周，三周。多美子学姐问我，你确定他会来吗？我说不确定。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我们继续在本州调查，去那些荒地里，拍照片，做笔记，分析痕迹。日子一天一天过，和之前没什么不同。只是我偶尔会看手机，那种下意识的、不经意的、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动作。多美子学姐大概注意到了，她没有说。
第四周的一个晚上，手机震了。不是电话，是短信。只有一句话：“我是南原。你还在这边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回他：“在。”然后他说，他想见一面，有些事想当面说。时间他定，地点他定。我告诉他好。
第二天傍晚，还是那家家庭餐厅。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了。背靠着墙，面朝门口，和上次一样的动作。看到我进来，他点了点头，没有站起来。
我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过来递菜单，他这次没有翻，直接说咖喱饭。我说我也是。
“想说什么？”我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圈。
“你上次说的那个研究……是认真的吗？”
“嗯。”
“进行到哪一步了？”
“还在收集阶段。资料不够，样本也不够。”
“样本？”
“肯普法的数据，手环的颜色分布，有什么人，都在哪里……都需要记录。”他沉默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两份咖喱饭，放在我们面前。他拿起勺子，舀了一勺，没有吃，又放下了。
“我能帮上什么忙？”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他抬起眼看我。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攻击你的人多吗？”
“遇到过几次。大部分是偶遇，互相打几下就散了。”
“有受伤吗？”
“小伤。”
“你杀了人吗？”
他愣了一下。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移开。
“没有。”他说，声音很轻。“那天也没有。那个人……活着。对吧？”
我没有回答。
“对吧？”他又问了一遍。
“……活着。”我说。他低下头，肩膀松了一下。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店里的客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服务员来收了几次盘子，添了几次水。他告诉了我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是肯普法的，怎么学会控制，怎么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辗转，怎么在面试的时候保持微笑，怎么在变身之后跑出超市、跑进巷子里，把枪藏进外套，然后走回住的地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我听着，没有打断他。他说话的时候不太看人，低着头，看着桌上的水杯，看着盘子里的残渣，看着自己的手指。他的声音不大，偶尔会停下来想一想，好像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他最终还是说了。
“三乡小姐。”
“嗯。”
“你觉得这个研究，真的能找出答案吗？”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
“因为不做的话，就永远没有答案。”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也是。”
那天晚上我送他到车站。他站在检票口，没有进去。
“三乡小姐。”
“嗯。”
“我想好了。我跟你们一起。”
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
“这是什么？”
“这几周的调查记录。你先看看，下次见面再说。”
他接过信封，捏了一下厚度。“……这么多？”
“一周的量。”
他愣了一下，没有再说。
列车进站了，风从轨道那边涌上来。他把信封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转身走进检票口。走了几步，没有回头。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那件黑色的卫衣，洗得发白的背包。他走得很快，好像在赶时间，又好像怕自己后悔。列车门关上了，车厢里的灯光亮起来，他的身影被玻璃挡住，看不清了。列车开走了，风停了。
多美子学姐打电话过来。
“怎么样？”
“他说他跟。”
“你想好了？”
“没有。”
“那你让他跟？”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想起一个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那个人已经过去了。”多美子学姐说。
“我知道。”
“你不是在找替代品。”
“我知道。”
“那你在找什么？”
我看着列车消失的方向。轨道空荡荡的，指示灯由红转绿。
“……不知道。”
多美子学姐没有再问，挂了电话。
车站的广播在播报最后一班列车的时间。我把手机放进口袋里，走出车站。夜风很冷，街上没什么人了，只有几家便利店还亮着灯。我走在回酒店的路上，想起他刚才说话的样子。
他把信封塞进外套内侧的时候，动作很快，好像怕被人看到。他大概不习惯接受别人的东西。不习惯被帮助，不习惯被信任，不习惯有人跟他说“我和你一起”。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在黑夜里走了太久的人。路灯在头顶亮着，照着空荡荡的人行道。我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也许不是“他让我想起名津流”。是我也走了太久。久到看到一个和他年轻时有点像的人，就忍不住想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手机震了。他发来一条短信：“我看完了。”
“怎么样？”我回他。
“有好多看不懂。”
“哪里不懂？”
“大部分。”
我看着那行字，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更轻的、从鼻子深处呼出来的那一道气。
多美子学姐从洗手间出来，看到我的表情。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把手机收起来，穿好外套。“今天去哪？”
“北边。昨晚收到的消息，那边也有痕迹。”
“南原呢？”
“他说他今天有事。”
“什么事？”
“没说。”
多美子学姐没有追问，系上围巾，拿起包。
那天我们去了北边。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从柏油路开到水泥路，从水泥路开到土路。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荒地。多美子学姐握着方向盘，偶尔看一眼导航。
“雫。”
“嗯。”
“濑能和南原比怎么样？”
我想了想。“……很笨。”
多美子学姐没有说话。
“但他不是笨。”我说，“他只是想的事情太多，嘴跟不上脑子。别人觉得他迟钝，其实他不是迟钝。”
“他是来不及说。”
多美子学姐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看着前方。
“那你觉得南原呢？”
“他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不是来不及说。他是不敢说。”
那天我们在北边的荒地里转了一整天。痕迹不多，拍了几张照片，做了几页笔记。傍晚的时候，多美子学姐把车停在路边，我们靠着车门喝水。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橘红色，风比白天小了一些，吹在脸上没那么冷了。多美子学姐拧上水瓶的盖子。
“你会把他拉进来吗？”
“他已经进来了。”
“我是说，你会让他参与更多吗？”
我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天快要黑了，最后一抹光把荒地的轮廓照得很淡。
“他如果不愿意，可以随时走。”
“你知道他不会走的。”
我没有回答。多美子学姐把水瓶放回包里。
“那就好好带他。”
她说完这句话，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我站在原地又看了一会儿那片荒地，然后也上了车。
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响了很久，然后我们离开了。车轮碾过碎石子，带起一小片尘土，在后视镜里慢慢落下去。天黑了，路灯亮了。多美子学姐开了车灯，光柱照在前方的路面上，灰尘在光里面轻轻地飘。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安安静静的。他没有发消息来。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把那些资料看完，不知道他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也许他也在看手机。
也许他也在犹豫。
也许他也在想，要不要发一条消息，说一句“今天怎么样”。
也许他和我一样，发不出去。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写了删，删了写，最后锁屏，把手机放回口袋，假装自己根本不在乎。我在乎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夜风很冷，路灯很亮，路很长。我需要找个人一起走，他好像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