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顺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
“要我说，你干脆跟你老婆说说，让她在京市活动活动，把你调回去算了。”小王的声音拉长了。
“反正你在这儿也干不好，待着也是受罪。你老婆家不是挺有背景的吗？这点小事，还不是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侯亮平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小王，只是把杯子放回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下午两点，侯亮平跟着老刘去东区和西区交界处的墓区割草。
那片墓区因为位置偏僻，平时很少有丧属来祭扫，加上管理处人手不够，已经一年没有清理过了。
野草长到齐胸高，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整个山坡，风吹过来的时候，层层叠叠地起伏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老刘递给侯亮平一把镰刀。镰刀的木柄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镰刀很沉，比侯亮平想象中要沉得多。
“会用吗？”老刘问。
侯亮平摇了摇头。
“看着。”老刘走到一丛野草旁边，弯下腰，左手抓住一把草的根部，右手握着镰刀，刀刃贴着地面，从右往左一拉——刷的一声，那一把草齐根而断，整整齐齐地倒在地上。
他直起腰，把割下来的草扔到一边：“就这样割。注意刀刃要平着，别往上挑，容易割到手。”
侯亮平学着他的样子，弯下腰，抓住一把野草。草茎很粗糙，边缘带着锯齿，把他的手掌划出了一道浅浅的红痕。
他握着镰刀，学着老刘的样子从右往左一拉，刀刃卡在了草茎中间，没有割断。
他又用力拉了一下，草茎终于断了，但断口参差不齐，不像老刘割的那样整齐平整。
老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转身去割另一片草。
侯亮平继续弯着腰，一下一下地割着。他的动作很生疏，每一次挥动镰刀都像在完成一个陌生的仪式，笨拙而僵硬。
不到十分钟，他的额头上就渗出了汗珠，后背的衬衫也被汗水浸湿了，黏黏地贴在皮肤上。
他割了半个多小时，只割了不到五平方米的面积。老刘那边已经割出了一大片空地，割下来的草堆得像一座小山。
“老侯，你这样不行。”老刘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你割得太高了。镰刀要贴着地面割，割下来的草才整齐，明年才不会长这么快。你割那么高，草根还留在地里，明年一场雨下来，又都冒出来了。”
侯亮平低头看了看自己割过的地方，草茬高低不平，像狗啃过一样。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继续弯下腰，调整了一下镰刀的角度，贴着地面又割了一刀。
这次好了一些，但动作依然很僵硬。
老刘看着他割了几分钟，摇了摇头，走到一旁去喝水。
“老侯，你以前在反贪局的时候，干过这种活吗？”老刘忽然问了一句。
侯亮平直起腰，用胳膊擦了擦额头的汗：“没有。”
“那你审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有些问题的人。”
“什么问题？”
“贪污、受贿、滥用职权。”
“那你在审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侯亮平愣了一下。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在他的认知里，贪污受贿就是犯罪，犯罪就应该受到惩罚。
至于那些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犯罪的地步的，那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的任务是查清事实，固定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
“我没想过。”他如实回答。
老刘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他转过身，继续弯腰割草。
侯亮平也继续割草。他的动作依然笨拙，但比一开始好了一些。
镰刀的刀刃渐渐适应了野草的韧度，他的手臂也渐渐适应了镰刀的重量。
他割着割着，脑子里却反复回响着老刘刚才那句话“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他确实没有想过。他以前办案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卷宗里的数字、证据链上的名字、审讯笔录上的供述。
那些数字和名字背后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挣扎，他们的选择，他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过。
但是现在，在这片荒凉的山坡上，手里握着一把沉甸甸的镰刀，弯腰割着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侯亮平忽然觉得。
那些被他审讯过的人，或许也曾像他此刻一样，站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应对。
却发现熟悉的方式已经失灵了，而新的方式还没有学会。
他割草割到下午五点，老刘说可以收工了。他直起腰，发现腰已经疼得直不起来了，他扶着腰，慢慢地跟在老刘后面，走下山坡。
回到宿舍，走进狭小的卫生间，眼前却浮现出那封投诉信上打印出来的字“态度冷漠，拒绝提供引导服务”。
那行字像一记耳光，响亮地扇在他的脸上，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
他想起那个老太太佝偻的背影，想起她提着红色塑料袋、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远的画面，想起她布满老茧和裂口的那双手。
如果他当时放下手中的票，哪怕只花五分钟带她走一段路，也许就不会有这封投诉信。
但他没有。他选择了继续坐在那张折叠桌后面，收着五块钱一张的门票，撕着一张又一张的票根。
几天后，侯亮平接到通知，要他写一份书面检查。
通知是老张亲自传达的，周一下午，老张把侯亮平叫到办公室，桌上摆着那份民政局的转发函，函件旁边放着一张A4白纸和一支黑色签字笔。
“坐。”老张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检查明天下午之前交给我。要手写，不能打印。”
侯亮平坐下来，目光落在那张空白A4纸上。
“要写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