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弘毅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目光从周文正身上移开，落在站在一旁的陈谦脸上，声音沉而稳：陈谦，你留在广州，给我把海关彻底清查一遍。从账簿到实物，从船名到货主，从码头到货栈，全部核对。找出那些账面上的窟窿是怎么漏的，谁在中间拿了好处、拿了多少、拿了多久。他停了一下，目光转向周文正，声音低了一度，周大人，你的人配合陈谦。需要什么查什么，不准设置障碍。
周文正躬身抱拳，声音里带着一层被压得极低的紧张：下官遵命。
正月十二，陈谦带着六名从宁波跟来的书吏和账房先生，锁上了广州海关的账房大门，将所有旧档搬了出来，在行辕偏院中一字排开。他们从第一年的第一本账册开始逐一核对，每一笔税款都追到对应船只的入港记录和货单存根，再与码头上货栈的出入仓记录交叉验证。第一天便查出了七笔货单与缴税记录不符的案例，第二天又发现了一批手写附加页，那些纸页被夹在正册中间，不仔细翻根本注意不到，上面记录着特批减免的条款，而批文上并没有广东布政使司的正式印鉴。
正月十五，元宵。广州城的灯市从傍晚便开始热闹起来，珠江两岸挂满了各色花灯，红黄蓝绿的灯笼连成一线倒映在水中，被夜风拂动时像一条流动的彩色绸缎。但谭弘毅没有去看灯。他坐在行辕正堂中，面前摊着陈谦刚送来的第一轮清查简报，数字和名字被用细密的字体列在纸面上，像一排被从沙土中慢慢刨出来的骨头，每一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些特批减免的背后，是一个盘踞在广州海关多年的小型利益圈子，由海关主事、两三个书吏和几位专做西洋生意的牙行掌柜组成。他们用伪造的货单和虚报的船名把实税压到最低，差额被分批装入私囊，再用的形式向上维持着那种谁也不捅破的默契。
正月十六，谭弘毅亲手签发了六道革职令。三道发往海关衙门，将三名直接涉案的主事和书吏撤职查办；一道发往布政使司，要求周文正在三日内提交一份关于海关监管漏洞的整顿方案；一道发往广州知府衙门，要求重新编配码头稽查人员；最后一道是给陈谦的——任命他为广州海关临时监察使，全权负责海关账目的重新整编和关税征收流程的重建。
那道革职令贴出时，广州海关正堂中原本摆着红木账柜的位置被清空了，换上了陈谦从宁波带来的新式账簿和一套按船名、货名、日期、税额四项分类的索引体系。他在正堂中搭了一排长桌，让六名书吏从第一本旧账开始重新登录，将三十年的积弊逐一拆解、重新编码。那些习惯了旧日做法的海关书吏们看着他做事的方式，彼此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各自低下头，不再抬头。
正月十八，谭弘毅在行辕中召见了几位在广州久居的葡萄牙商人。他们不是军火贩子，经营的都是香料、药材、钟表和玻璃器皿的合法生意，在大朝做买卖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当中有人甚至能用流利的粤语跟码头上的脚夫讨价还价。谭弘毅在他们面前摊开了一份新制的木牌——寸半厚、巴掌大，正面烫着一个字，背面刻着二字，上下各有一行编号。
这是特许贸易牌。谭弘毅将其中一块推到了离他最近的那位葡商面前，开口时声音不高却字字分明，持此牌者，可在大朝指定港口优先停泊、优先查验、按固定税率缴税。不持此牌者，仍旧按旧规排队，查验顺序在后，税率也可能略有浮动。他停了一下，看着桌对面几张或惊喜或审慎的面孔，第一批发出十面。以后每半年审核一次，若有违规行为，立即收回，永不补发。
那位接过木牌的葡商翻转着端详了片刻，手指沿着二字的边缘缓缓划过，然后抬起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粤语说了一句，声音里带着一种被给予了明确规则之后如释重负的轻快：大人，这个好。这个比那个……暗里的规矩，好。
谭弘毅微微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正月二十二，谭弘毅启程离开广州北上。临走那天清晨，珠江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水面上浮着几片木棉花初绽时落下的赭红花瓣，在灰白色的晨雾中像几点被揉碎了的胭脂。他站在码头上，身边站着周文正、陈谦和几位广州府的主要官员。晨风从江面上吹来，带着早春特有的湿润和微凉的气息，吹动他袍服的下摆轻轻拂动。
谭弘毅转回身，看着广东布政使周文正，声音不高不低，却带着一种在经过了半个月的清查和整顿之后形成的、不容打折的笃定：
半年后我再来检查。海关的账我要一本本地翻，码头的船我要一艘艘地看，新制的特许牌发放情况我要逐户核实。若还是老样子——他停了一下，那短短的停顿像一枚被搁在天平末端、刚刚好让秤杆从水平偏向一侧的砝码，你自己看着办。
周文正深深躬身，腰弯得比任何一次拜见钦差时都更深：下官必全力整顿，不敢有负太师所托。
谭弘毅不再多言，转身走上了官船。船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颤响，像一声被压低了的、在反复核验过所有部署之后才会发出的确认声响。他在船头站定，看着岸上那群官员的身影在晨雾中逐渐缩小、模糊，最终被白茫茫的水汽吞没。他收回目光，走进船舱，在案前坐下时，窗外正好有一阵风从珠江口的方向吹来，带着几朵被风从枝头摇落的木棉花瓣，打着旋儿落在窗台上，粉红色的，在冬末初春的薄光中像几枚尚未干透的墨点。
陈谦留在码头上的身影还在原地站着，手中握着一本新制的空白账册，封面上他亲手写了一行字：昭武二年，广州海关重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