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弘毅将四根手指收回，掌心按在案面上，看着佩德罗的眼睛。堂外有风穿过庭院中枯桂的枝梢，发出细碎而干爽的沙沙声，像在一张被抻平了的纸上反复抚过，确认每一个字都已经被妥帖地安放在了它们该在的位置上。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在反复推演过利害之后形成的、不需要再让步的笃定：
这四条，能做到吗？
佩德罗坐在那里，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没有回避，也没有像上次那样闪烁和游移。他在来之前显然已经预想过谭弘毅会开出的条件，甚至可能在自己的准备稿上反复琢磨过哪些条款可以接受、哪些需要争取。此刻这四条条件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内心正在做最后的核实，像一位船主在风暴前最后一次检查船上每一根缆绳的牢固程度，确认没有一处会因为风浪太大而崩断。
他开口时声音比方才沉了一度，却带着一种在确认了所有可接受条款之后的笃定和坦率：能。我们能做到。这四条，我可以代表总督府全部接受。
他站起身来，从随身的公文包中取出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文书，双手呈上，躬身道：大人，我们带来了通商意向书。若大人认可，今日便可草签，待总督大人正式用印后，便成正式协议。
谭弘毅接过那份意向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文本用汉葡双语写成，措辞工整而克制，内容与他的四条件基本一致，只是在细节上多了一些葡萄牙商人的习惯性诉求——比如希望查验时间不要超过半日，比如关税标准能否提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商人调整定价。都是合理的小节，没有触碰任何一条底线。
他从笔架上取下一管狼毫，蘸了墨，在汉文版本的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又取了随身的私章按了上去。墨迹在纸面上缓缓变干，像一枚刚从地里被挖出的印章在大朝与西方世界的书面关系史上印下了第一道正式的纹路。
他将签好的文本转回给佩德罗：这一份你们带回去，给总督用印。另一份存于我处。待双方正式换文之后，通商即日生效。他停了停，看着佩德罗那张因为完成了使命而终于松弛下来的面孔，声音比方才低了一度，却没有那份锋利了，像一柄被收回了鞘中的刀，刀刃还在，但已经不在空气中亮了，葡萄牙商人若守规矩，大朝的海港永远有他们的泊位。若不守规矩——你们应该清楚，这一次是因为你们交出了名单，才有这份意向书。下一次若再有军火船从澳门北上，交名单也不管用了。
佩德罗郑重地躬身，双手接过那份签好的文本，小心翼翼地收进公文包中。他直起身时，脸上那层因为长期从事外交交涉而形成的职业化恭谨被一层真实的、松了一口气的松动取代了，像一扇一直被顶着关上、忽然有人从对面松了手，于是它终于能平顺地合进框槽之中。
大人放心。这些话，我会一字不漏地带给总督大人。佩德罗说，这一次，澳门不会再有人低估大朝的决心了。
佩德罗退出了正堂。他的脚步声在庭院中迅速远去，然后是马车轮轴碾过青石板的声响，越来越轻，最后被远处的海风和港口的潮声吞没。石柱站在门边，目送着马车拐过行辕前的巷口，然后收回目光，走回堂中。
谭弘毅独自坐在案前，面前摊着那份签了字的通商意向书和那份七家商行的名单册页。午后的冬阳从窗外照进来，在纸面上铺开一片暖融融的光，墨迹在光线下微微泛着润泽的亮色，像一道刚刚被描过的新航线上最前端的那个起点标记。他将名单册页收进暗格，又拿起那份意向书看了一遍，确认每一项条款都落到了实处，然后提笔，在一份空白的奏折封面上写下了一行字：奏陈澳门通商事。
奏折正文写得克制而精炼，事实清晰，分析冷静，建议明确。他先简述了佩德罗此次来访的背景和携带的名单，说明澳门总督府已表现出足够的诚意；然后列出四条件，逐条解释其必要性和对维护海防安全的作用；最后在末尾附了一行总括性的判断，笔力比正文略重，像一枚被反复斟酌后终于落定的句号：
西夷可抚，但不可纵。以商制夷，方为上策。
他搁下笔，将奏折晾干墨迹，折好封入函中，交给石柱：八百里加急，送京城。陛下阅后，当知东南之事已过半矣。
石柱接过奏折，抱拳退出，步履在廊道中迅速远去。
谭弘毅靠在椅背里，目光落在那份通商意向书末尾的签名上，他的笔迹和佩德罗的签名并列在一页纸上，像两艘来自不同港口的船在同一张海图上第一次标注了各自愿意遵守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