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二年，正月初八。宁波的冬意还未散尽，珠江口的水面已经泛起了早春特有的温润。谭弘毅的官船从宁波港出发，沿东南沿海一路南行，绕过福建沿岸后折入珠江口，在广州港外的锚地停靠时，岸上的木棉花已经含了苞，赭红色的花蕾在光秃的枝头鼓鼓囊囊的，像一支支蘸饱了颜料、正等着被春风引燃的笔尖。
广州是大朝南方最古老的商埠，自唐宋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它的码头比宁波更大、更拥挤，船只的国籍也比宁波更加纷杂——挂着大明旗号的广船与挂着葡旗的夹板船并排停靠，来自南洋的香料船和来自果阿的棉布船交错穿行，码头上的吆喝声里混着闽南话、粤语、葡萄牙语和生硬的汉话，像一锅被反复搅动的浓汤，各种料味在热气中交织升腾。岸上的货栈鳞次栉比，从沿海的简陋竹棚到葡商建起的两层砖楼，高低错落，沿着珠江的岸线铺开了足足二里地。
广东布政使周文正带着广州知府和海关几位主事在码头上迎接。周文正五十出头，面皮白净，穿着一身浆洗得笔挺的绯色官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长年在富庶之地为官养出来的从容。他躬身行礼后，便引着谭弘毅穿过码头的人群，沿珠江岸线一路视察。路上他不断介绍着广州港的贸易盛况，说每年有上百艘西洋商船入港，说沿线的货栈能堆下数万担货物，说广州府的商税是大朝南方各省中最高的。他说得流畅而熟练，像一篇被反复背诵过多次的解说词。
谭弘毅没有打断他，只是边走边看，偶尔停下来问一句某艘船从哪来、卸了什么货、停在哪个泊位、有没有接受海关检查。周文正的回答虽然流畅，却在几个细节上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先说某艘果阿船是前天到的，但转身又说是五天前；他先说丝绸出口的税额是十税一，后又说实际征收时折成了十五税一。谭弘毅没有当场点破，只是将这些不一致默默记在心里。
正月初十上午，谭弘毅走进了广州海关的衙门。那是珠江岸边一座三进的院落，门楣上悬着粤海关三字匾额，漆面光亮如新，显然是近年刚上过漆。正堂中摆着几排高大的红木柜子，柜中堆着一摞摞线装的关税收据簿册，纸页边角被频繁翻阅得微微卷起。他在案前坐下，让海关主事将过去三年的年度关税汇总账册全部搬出来，一册一册地翻看。
账册做得工整而细致，每一笔税款都有对应的船名、货名、货值和日期，看上去无懈可击。但谭弘毅翻到第二本时便发现了问题——那些账册上的数字与码头上停泊的船只吨位和卸货频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用任何正常贸易逻辑解释的落差。以一艘中等规模的葡萄牙商船为例，其单次进港装载的货物价值通常在五万到十万两白银之间，按例应缴关税约五千至一万两。但账册上同类型商船的平均税额只有两千两出头，相差了不止一倍。他翻完三年的账册后靠在椅背里，目光在案面上那叠摊开的册页上停了一瞬，然后抬起头，看向周文正。
周大人，他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被投入静水的石头，在正堂中荡开一圈无声的余波，广州港每年关税银不过二十万两？
周文正站在案前，面色如常，只是微微欠了一下身：回太师，广州近年贸易虽有增长，但西洋商船多贪利避税，常有瞒报、漏报之事。海关人手有限，难以逐船核验，故实收税额较理论值确有差距。
谭弘毅将那叠账册推到他面前，指尖在某几页的边角上点了点，声音依然不高，却比方才多了一层被反复确认过事实之后的冷意：以广州港的进口量和停泊船只数量计算，每年应收关税至少应该在百万两以上。二十万与一百万之间的差额，去哪儿了？
周文正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白净的面皮上泛起一层不甚明显却能被清楚看到的暗红，像一张被小心维护了许多年的旧纸上忽然被滴了一滴水，墨迹开始向四周洇开。他张了张嘴，像是想搬出更多的解释——说关税核查的难度、说西洋商人狡猾、说地方财政困难——但那套说辞还没有说出口，就被谭弘毅那双沉静如渊的目光堵在了喉咙里。他的嘴唇翕动了两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低下了头，目光落在自己官靴前端的一块青砖地面上，仿佛那里忽然出现了一条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