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弘毅拿起那封信，展开看了看，又放下，目光落在那份货物清单上，像在看一行被反复描过的旧字迹：他们怎么说？
俞大猷站在案前，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被欺骗后的冷：船长说，他们只是做生意，不知道买家是谁。他还说，葡萄牙商人只认银子和货物，不认国别和阵营。
谭弘毅的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弧度。那不是笑，而是一个猎人看到了某个反复出现的猎物又在同一个陷阱边缘徘徊时才会有的那种了然。他开口时声音不高，像在说一件已经被重复过太多次的事实：做生意的，卖刀给杀人犯，就是帮凶。不知道买家是谁？枪炮上船的时候，他们就没想过这些东西会打向谁？
俞大猷没有接话。窗外的海风透过窗缝吹进来，吹动案上那份货物清单的边角轻轻翻卷，像一张正在被缓慢翻阅的旧地图。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声音比方才低了一度：大人，怎么处置？
谭弘毅靠进椅背里，闭目了片刻。在黑暗中，他在脑海中重新过了一遍整条线——松平信纲在长崎的布局，罗德里格斯在澳门的火器供应，郑开在大朝沿海的情报网络，以及此刻被扣押在宁波港的那艘葡萄牙商船和它满载的兵器。船可以扣，人可以关，但那是一条从澳门延伸到长崎的供应线，切断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真正要让这条线停下来，需要的不是一次扣押，而是一句能被带回去的话——一句让那些躲在船舱暗处算着利润的人，在心里重新盘算一次风险和代价的话。
他睁开眼，看着俞大猷：放了船，但扣了货。那些火枪、火炮、火药，一件不留，全部充入水师军库。船员可以走，船长也可以走。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一度，却更沉了，像一枚被反复锻打的钉子终于落到了它该落的位置，但让他带句话回去。
当天下午，那位葡萄牙船长被带到了行辕正堂。他进入时面色灰白，嘴角紧绷，双手在袖中微微发颤。他已经在临时羁押所里关了一整夜，见过那些被整齐码放在仓库里的火枪和火炮，知道这批货的损失足以让他赔掉半条船的身家。他站在堂中，看着案后那个面容沉静如山的中年官员，感觉对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带着一种他从未在亚洲其他港口见过的笃定和克制。
谭弘毅隔着案桌看着他，开口时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经过通译转述后清晰地落在他耳中：你们船上的军火，我收了。船和你们这些人，我放回去。他停了停，看着船长那张被海风和紧张同时磨损过的脸，声音沉了一度，但你要替我带一句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告诉澳门的总督，告诉所有在这片海上做军火生意的人：大朝的海疆，不容侵犯。从今往后，任何运往日本的军火船，只要进入大朝的领海，见一艘扣一艘。至于船上的人——他微微前倾，目光像一柄被缓缓推近的刀尖，是死是活，看他们自己。
船长站在那里，海风从他的海员外套缝隙中渗进来，吹动他胸前的铜扣微微发亮。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点了点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话说了一个词：明白。
九月二日清晨，那艘葡萄牙武装商船被释放，驶出宁波港，转向南方。船上的火炮和火枪已经被全部卸下，船舱空了一大半，吃水线比来时浅了数尺，船身在晨光中微微上浮，像一只被卸去了重负的翅膀。船长站在船尾，看着宁波港的石壁在晨雾中渐渐缩小，消失在白茫茫的远处。
谭弘毅没有去码头送行。他站在行辕的庭院中，看着那艘船升帆远去的方向，晨光正从东边的海面上升起来，将港口中停泊的大朝水师战船的桅杆镀上一层金红色的暖光。那些火炮被整齐地排列在岸上的仓库中，铜制的炮身在朝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像一排等待重新开刃的刀被收到了正确的刀架上。
俞大猷从身后走来，站在他身边，也望着那条渐渐缩小的船影。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解了气之后的松动：大人，船长走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那句话，他一定会带到。
谭弘毅点了点头，没有转身，目光依然落在远处那片被晨光照亮的海面上。海风正从东南方向吹来，带着初秋才有的、凉爽而清澈的气息，吹动他玄色衣袍的下摆轻轻拂动。他开口时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在反复出拳之后确认了自己拳锋长度的笃定：
带到了就好。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选择。但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以后再有船过来，就不是两个字能盖过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