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京城入了盛夏。
太阳像一只烤红了的铁锅倒扣在天上，连日无雨，长安街两旁的柳树叶子都蔫了，恹恹地垂着，连蝉鸣都比五月份弱了几分，仿佛也被这暑气蒸得没了力气。可朝堂上的火气，却比天气更灼人。
大皇子朱标被禁足已经两个多月了。那扇朱漆大门自三月十五之后便再没为他开过，偶尔有府中下人在侧门进出，也是低眉顺眼地贴着墙根走，恨不得把自己揉成一道影子。可奇怪的是，这座被禁了足的府邸，近来却比从前热闹了几分——不过那热闹不在门口，而在暗处。几乘不起眼的青呢小轿，总是在入夜之后才悄悄停在侧门外的巷口，轿帘压得密不透风，下来的客人裹着一身深色衣袍，闪身进门时连脚步声都压到了最低。
这些客人，大多是二皇子朱桓曾经宴请过的那些勋贵世家。自四月初那道“削权禁足”的旨意降下以来，二皇子便从这场棋局上被彻底拿掉了。那些围在他身边、等着他登位后分一杯羹的国公、侯爷、伯爷们，像一群被抽去了台柱子的野藤，骤然失了依附，四面倒伏。起初他们还观望了半个月，想看看二皇子有没有翻身的可能。可半个月过去，宫里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二皇子府上每日送进去的食盒依旧是从侧门递的，出来的碗碟依旧原封不动地搁在竹筐里抬出来，连一道口谕都没有多给过。
于是，有人开始另寻枝头了。
成国公朱鼎臣便是其中最坐不住的一个。他做了二皇子二十年的铁杆拥趸，当初在二皇子府的宴席上那句“国赖长君”说得何等底气十足，如今回过头来看，那杯酒喝下去容易，吐出来可太难了。他比谁都清楚，一旦二皇子彻底失势，勋贵集团中他这支最大的势力就会被连根拔起。可要投靠谁呢？五皇子那边全是文官，瞧不上他们这些祖上靠刀枪吃饭的；三皇子那边门可罗雀，连个递话的人都找不到。算来算去，竟只剩下了那位虽然被禁足、但嫡长名分还在的大皇子。
于是，四月底到五月底，成国公的轿子在大皇子府侧门外那条巷子里出入了七趟。七趟，趟趟都是入夜后去的，趟趟都只坐不到半个时辰就出来了，出来时脚步比进去时轻快了几分。他不知道的是，那七趟进出的路线、时辰、停留时长，一个字都不差地被石柱的人记在了册子上。那本册子如今正搁在谭弘毅书房的暗格里，跟那份白莲教密信隔着一层木板，像是两枚分开放置却同样危险的棋子。
六月初七，大朝会。
这日的太和殿比往常更闷。殿角的冰鉴早就化成了水，太监们来不及换新冰，只往里面添了几桶凉水，丝丝凉意还没散开就被满殿的热气吞没了。文武百官按品级站定，黑压压的一片，朝服的内衬早已被汗浸透了，贴着脊背，又黏又闷，但没人敢伸手去扯一下衣领。
朝议照常进行。户部奏了夏粮征收的进度，兵部禀报了北方边镇的换防情况，礼部念了一篇关于秋祭筹备的章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走着程序，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表在独自运转。
然后，成国公出列了。
他没有像大皇子当初那样直接跪到御阶之下，而是站在朝班前列，拱手躬身，姿态放得恭谨得体，语气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不高不低，既能让皇帝听清楚，又不会显得咄咄逼人：“陛下，臣有一事，思虑已久，今日斗胆启奏——储君未立，人心不稳。臣请陛下早做决断，以安天下。”
他的话一出口，殿中便像被人猛地关上了所有窗户。空气凝住了，连殿角铜漏滴水的声音都变得格外清晰。所有人的目光先是落在成国公身上，随即齐刷刷地移向御座上的皇帝，像一群被惊飞的鸟同时转向同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