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到厂保卫科报到，是六月底的事。
调令是市公安局下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加强军工企业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这话听着正经，放在文件上也挑不出毛病。
真正的原因，没写在纸上。
上级收到线报，这一片的军工系统里可能有漏洞。
什么漏洞，线报没说。
只给了四个字。
注意异常。
孙建国三十八岁，在市局刑侦科干了十一年，办过命案，蹲过窝点，跟踪嫌疑人最长的一次，连续盯了十九天。
十九天是什么概念？
人都快盯成路边电线杆了，嫌疑人放个屁，他都能猜出早饭吃没吃红薯。
调到厂里来之前，他以为军工厂的保卫工作，无非就是看看大门，查查出入证，防防小偷小摸，再顺手调解一下工人家属吵架。
来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红星厂不是普通厂。
这地方有铁皮屋顶，有红砖墙，有灰扑扑的大烟囱。
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端着搪瓷缸子去食堂打饭。
表面上和别的国营厂没什么区别。
可这里造的是枪，是炮，是国家攥在手里的硬东西。
普通厂丢一袋水泥，顶多厂长拍桌子骂娘。
军工厂丢一个参数，外面也许就有人拍桌子庆祝。
报到第一天，孙建国没有急着去各车间转悠，也没有摆新官上任那三把火。
他先把厂里近三年的保卫档案要了出来。
档案柜锁着，钥匙在前任保卫科长手里。
前任姓周，五十二岁，上个月刚退。
走之前把钥匙交到厂办，厂办又转给了他。
孙建国拿到钥匙，打开档案柜的时候，还以为会看到厚厚一摞材料。
结果柜门一开，他差点以为自己开错了地方。
档案很薄。
三年，一共记了十七起事件。
十二起是职工之间打架斗殴。
三起是家属区丢东西。
一起是外单位人员未经登记进入厂区。
还有一起是——
孙建国在这一页停了很久。
“1973年11月，三车间成品库房门锁被撬，经检查未发现物品丢失。”
门锁被撬。
地点是成品库房。
结果是没丢东西。
处理结果：更换门锁，加强夜间巡逻。
就完了。
没有现场勘查记录。
没有痕迹提取。
没有嫌疑人排查。
没有询问笔录。
一个军工厂的成品库房被撬了锁，保卫科的处理，跟居委会处理丢鸡差不多。
鸡丢了还得问问隔壁王婶有没有看见黄鼠狼。
这可是成品库房。
孙建国盯着那页纸，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
他干刑侦这么多年，最怕的不是坏人聪明。
坏人聪明，至少还有迹可循。
最怕的是自己人糊涂。
糊涂起来，能把筛子当铁桶用，还挺自豪。
孙建国把这份档案单独抽出来，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接着，他开始做一件没人要求他做、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
摸底。
不是摸技术的底。
他不懂枪管淬火，也不懂膛线加工，更不知道陈衡那个少年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他要摸的是人的底。
一个月下来，他把全厂四百六十七名在册职工的基本情况过了一遍。
军工厂的人事档案比一般企业详细。
每个人的籍贯、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入厂时间、岗位变动，都有记录。
孙建国一份一份地看。
白天看。
晚上看。
看得眼睛发酸，看得茶缸子里的茶叶都泡成了烂菜叶。
整整三个星期后，他从里面挑出了九个人。
不是说这九个人一定有问题。
而是这九个人的档案里，有“不太对劲”的地方。
有的是社会关系栏里某个亲属的信息前后矛盾。
有的是入厂前那段经历写得含糊。
有的纯粹是他的直觉。
干了十一年刑侦养出来的直觉。
这东西听起来玄乎，其实一点也不玄。
鬼见得多了，半夜有人披白床单从墙根下过，就不会只当他是去晒被子。
九个人里，有七个在进一步核实之后被排除。
剩下两个，他继续盯着。
其中一个，就是李大全。
李大全，男，三十四岁，1966年从省城机械厂调入，分在热处理车间，操作淬火炉。
档案上的履历干干净净。
三代贫农。
本人初中文化。
入厂八年，没犯过纪律。
每年评语都是那几句：工作认真，团结同志，服从安排。
这种评语孙建国看得太多了。
写谁都差不多，换个名字就能接着用，比食堂大锅菜还省事。
孙建国最初注意到李大全，不是因为档案。
是因为一双鞋。
七月初的一天中午，孙建国在食堂排队打饭。
他排在李大全后面。
无意间低头一看，李大全脚上穿了一双回力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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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一双回力鞋，七块二。
这个价钱对城市居民来说不算天价。
可对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的车间工人来说，不是随随便便就买的东西。
孙建国当时没多想。
工人辛苦，攒几个月钱买双好鞋，也正常。
第二天，他又在厂区里碰见李大全。
这回，李大全手腕上多了一块表。
上海牌。
全钢壳。
一百二十一块。
这就不对了。
一双新鞋，可以说是攒钱买的。
一块上海牌手表，也可以说是咬牙买的。
可两样东西前后脚出现，就像一个天天吃窝头的人，突然拍出一桌红烧肉，还说自己最近胃口不好，随便吃点。
谁信？
孙建国没有声张。
他开始留意李大全的日常。
不是专门盯。
就是“恰好”在食堂，“恰好”在厂区路上，“恰好”在车间门口多看两眼。
干刑侦的都懂，真正的跟踪不是贴着人屁股后面走。
那叫给人送提醒。
真正的盯人，是让对方觉得你从来没盯过他。
七月八号，李大全请了半天假。
理由是家里老母亲身体不好，要去镇上买药。
孙建国在门卫值班记录上查到，他下午两点出的厂，四点四十回来的。
两个半小时。
镇上的卫生所离厂区骑车二十分钟。
买药看病，撑死一个钟头。
剩下那一个多小时，干什么去了？
七月十二号，又请了半天假。
理由还是买药。
孙建国去门卫室找老刘聊了一会儿。
老刘是个老门卫，嘴上叼着旱烟杆，眼睛不大，记性倒不错。
话赶话地问到李大全，老刘嘬着旱烟说：“这个月他请了三回假了，上个月好像也是两回。他妈到底什么病啊？”
孙建国问：“你没问？”
“问了。他说老寒腿，要定期拿药。”
老寒腿。
定期拿药。
七月份。
三伏天。
这理由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只能说听起来像拿棉袄去蒸桑拿。
孙建国回办公室，翻出李大全近半年的考勤表。
从今年二月开始，他每个月请假两到三次，都是半天，全是“家中有事”或者“看病买药”。
之前呢？
去年一整年，请假总共四次。
二月份开始，突然变了。
一个人的习惯突然发生变化，背后一定有原因。
可能是家里出了事。
可能是身体出了事。
也可能是心里多了鬼。
孙建国把考勤表上的日期一个个抄下来，又去供销社转了一圈。
他跟供销社的营业员都混了个脸熟。
保卫科的人，跟谁都能搭上话。
你说他闲聊也行，说他工作也行，反正最后总能聊出点东西。
“李大全？热处理车间那个？”
柜台后面的小赵想了想。
“他上个月来买过一条飞马烟。对了，还买了两罐水果罐头，黄桃的。”
飞马烟，五毛三一包，一条十包，五块三。
黄桃罐头，一块二一罐。
加上回力鞋。
加上上海牌手表。
孙建国坐在办公室里，把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纸上，加了一下。
光是他看到的、查到的这几样，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块。
李大全月工资三十六。
就算他媳妇在镇上缝纫社也挣点，两口子加起来不会超过六十。
养两个孩子，还有个老母亲。
钱从哪来的？
这年头钱不会自己长腿跑到口袋里。
更不会专挑热处理车间工人的口袋钻。
孙建国给市局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查一件事。
李大全1966年调来之前，在省城机械厂的那段经历。
档案上只写了“1962年至1966年在省城机械厂任钳工”，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他想看看省城那边有没有补充材料。
电话打完，孙建国做了第二个决定。
跟踪。
他手底下就三个人。
一个老彭，五十多了，腿脚不利索，走快点膝盖先造反。
一个小钱，去年才从部队转业，干劲是有，经验等于没有，跟踪嫌疑人能跟出站岗的气势。
还有一个小马，倒是机灵，但太年轻，脸上的心思藏不住。
孙建国想了想，还是决定自己来。
这种事，不能交给生手。
鱼还没进网，不能先把网敲锣打鼓地亮出来。
七月十六号，星期二。
李大全又请了半天假。
孙建国提前半小时从厂里出来，骑车到厂区西门外的岔路口等着。
他换了身便装，戴了顶草帽，在路边的小树林里蹲着。
七月的蚊子凶得很。
一口下去，比保卫科审人还狠。
孙建国蹲了半个小时，脸上被咬了几个包，硬是没动。
两点十分，李大全骑着一辆二八大杠，从西门出来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孙建国保持两百米的距离跟上去。
这条路上下午人少，他不敢跟太紧。
好在李大全骑得不快，也没有频繁回头。
至少不像受过反跟踪训练的人。
这倒让孙建国松了点劲。
最麻烦的不是内鬼。
最麻烦的是受过训练的内鬼。
到了镇上，李大全把车停在卫生所门口。
进去了大约十五分钟。
出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个小纸包。
药。
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可越是正常，越不能急着下结论。
李大全骑车往镇北走。
卫生所在镇中心。
镇北是居民区。
孙建国跟上去，在一条胡同口差点跟丢。
他弃了车，步行跟进去的时候，看见李大全把自行车靠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人进了院子。
没敲门。
直接推门进去的。
说明这地方他来过不止一次。
也说明院子里的人知道他会来。
孙建国没有凑上去。
他退到胡同另一头，找了一个能看见那户人家院门的位置，蹲在一棵歪脖子枣树后面。
枣树不大，叶子也不算密。
遮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有点勉强。
好在这个点胡同里没人。
二十五分钟后，李大全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手里没东西。
纸包不见了。
进去的时候拎着药包，出来空手。
药留在里面了？
给谁的？
真是给病人？
还是纸包里根本不只是药？
李大全骑车走了。
走的时候，往后瞟了一眼。
孙建国贴在树后面没动。
呼吸也压低了。
他不确定李大全那一眼是不是无意识的。
但刑侦干久了的人都有一个毛病。
宁愿把别人想得聪明一点，也别把自己想得太聪明。
等李大全的车消失在胡同口，孙建国才站起来。
腿蹲麻了。
站了半天才缓过来。
他没有去敲那户人家的门。
现在不是时候。
打草惊蛇，是刑侦大忌。
尤其是这种可能牵扯军工泄密的案子。
一旦惊动对方，跑掉的就不一定只是一个李大全。
可能是一条线。
一张网。
甚至是一只藏在暗处的手。
他把这个地址记下来。
镇北幸福巷十一号。
幸福巷。
名字倒是喜庆。
可孙建国看着那三个字，怎么都觉得不大吉利。
回到厂里，天快黑了。
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写了一行字：
“李大全，7月16日，14:10出厂，14:35至镇卫生所取药，14:50离开，15:02至镇北幸福巷11号，15:27离开，返厂。”
写完，他又看了一遍。
确认时间、地点、行为都没有遗漏。
信封塞进抽屉。
上锁。
他把那张记着消费清单的纸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回力鞋。
上海牌手表。
飞马烟。
黄桃罐头。
每个月两到三次请假外出。
镇北幸福巷十一号。
这些东西单独拎出来，都不算铁证。
可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串脚印。
脚印不一定能直接指到人脸上。
但至少能说明，有人从泥地里走过。
孙建国在清单最下面加了一行：
“还需确认：幸福巷11号住户身份。李大全入厂前经历详情。近半年银行存取款记录。”
他把笔盖拧上，靠在椅背上。
办公室的窗户朝东，能看见厂区大道和远处的车间屋顶。
下班铃早响过了。
路上零星有几个赶着回家属区的工人。
骑车的骑车。
走路的走路。
一天的疲惫挂在肩上，谁也没多说话。
孙建国点了根烟。
烟雾在屋里慢慢散开。
有一个细节，他一直压在脑子里。
李大全是热处理车间的。
最近那条枪管生产线搞工艺改进，闹出的动静不小，各车间都在传。
尤其是热处理。
那是关键一环。
枪管不是随便一根钢管，打几个洞就能用。
钢材成分、加工精度、热处理温度、回火时间，哪一个出了问题，最后打出去的都可能不是子弹，是事故。
回火温度的调整出自谁的手笔，车间里传得沸沸扬扬。
一个叫陈衡的少年。
十六岁。
初中毕业。
厂主任陈德厚的儿子。
听起来像茶余饭后的笑话。
可良品率不会讲笑话。
报表上的数字，也不会陪人演戏。
李大全跟郑铁手是同一个车间的。
他未必知道完整技术细节。
但他在那个位置上，能接触到一些东西。
比如工艺卡片上的参数。
比如良品率的变化。
比如谁在背后出的主意。
比如哪天总工孙振华去了车间，在哪台炉子前站了多久。
这些东西对厂里人来说，可能只是闲话。对外面的人来说，就可能是情报。
值多少钱？
够买一双回力鞋。
够买一块上海牌手表。
也够买两罐黄桃罐头。
孙建国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的铁皮烟灰缸里。
下一次请假，他还得跟。
不光跟李大全。
幸福巷十一号那个院子，也得查。
查住户。
查来往人员。
查有没有外地口音。
查有没有人经常拎着空包进去、鼓包出来。
不用急。
他有的是耐心。
十一年刑侦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不是怎么抓人。
是怎么等。
等鱼自己往网里钻。
有些鱼滑得很，见饵不咬，见网就跑。
那就换地方，换水面，换时间。
总有它饿的时候。
孙建国站起来，锁好抽屉，最后看了一眼窗外。
厂区大道上已经没人了。
车间屋顶的烟囱冒着白烟，在暮色里慢慢散开，分不清是烟还是云。
孙建国关了灯，把办公室门锁上，往家属区走去。
路过一车间门口的时候，他往里瞥了一眼。
车间的灯还亮着。
有人在里头加班。
灯光从高窗里漏出来，照在水泥地上。
冷白的一块。
孙建国不知道里面是谁。
也许是老工人赶活。
也许是技术员查数据。
也许是那个最近被厂里传得神乎其神的陈衡。
是谁，他现在还不关心。
至少这一刻不关心。
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
李大全下一次请假，是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