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里的其他人都默默陪着Reid，不再随意提起那个名字。他依旧精准地侧写罪犯，冷静地拆解案件，熟练地背诵海量数据。
但是Reid还是会在有她喜欢的画家大型画展的监控录像中快速扫描人脸。他把她的侧写刻在了脑子里，身高、体型、步态、说话时微微偏头的习惯。
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她。
这不是因为他不努力，Reid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在这件事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他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显示随着时间推移，他寻找的频率呈指数级下降，但他仍然在找。
因为如果不找，他就必须面对那个真正让他害怕的可能——她根本没想被找到。
他依旧会在某个雨夜，习惯性地望向办公室那个空了很久的工位。依旧会在路过熟悉的街道时，下意识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依旧会在深夜辗转难眠时，反复质问自己当年究竟哪里做错。
他终究没能等到一句答案，没能等到一场和解。
就像他的父亲，Reid在七岁那年就放弃寻找父亲了，因为他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去照顾妈妈的情绪，他要记得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在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场崩溃后。
他没有原谅父亲，他只是放过了自己。
夜晚睡不着的时候，Reid开始背诵圆周率。这是他从小的习惯，当世界变得太难以承受时，他就躲进数字里。π是完美的，它无限不循环，但每一步都可以被精确推导。那天夜里，他在公寓里背到了第七百四十二位，突然停了下来。
他想起那天在飞机上，Cecilia拿着那个他用来做“火箭”的药盒说：“会不会它的射程并不是由某个变量决定的，每一步都推导，每一个变量都要控制。但是有些变量是你永远抓不住的。”
Reid和她讲了一大堆原理，肯定一定存在某个黄金配比。
但现在他明白了。她说的可能也是他。
那个抓不住的变量，是她自己。
Cecilia原来的桌上有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绿色的小叶片饱满地挤在一起，像在拥抱彼此。
Reid记得那是Garcia在纽约爆炸案结束后送给Cecilia的康复慰问礼物，她第一次带来这盆植物时说的：“它叫‘不死鸟’，不管怎么养都不会死。送给你，也送给在座所有人，你们太需要一点不会死的东西了。”
那盆多肉在Reid的桌上活了四年，他已经不再每天给它浇水了，因为有个植物学家朋友告诉他：“你这是在淹死它，懂吗？它不需要那么多水。”
他减少了浇水频率，第五年，他把它移植到了有阳光的地方，在他公寓楼下的花坛里，它活得很好，甚至长出了新的小植株。
渐渐地，他不再去关注那颗植物。
有时候Reid经过的时候看到它，会想：她是不是也像这盆植物一样，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缓慢而坚韧地活着。不需要他的过度浇水，不需要他的方程式，活得很好。
但他还是会在某些失眠的夜晚，拨打那个永远无人接听的号码，然后听着里面一遍遍重复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在心里默默背诵那些他已经背过一千遍的记忆，她笑的样子，她说话时的语调，她最后一次看着他时眼睛里的那种光。
Reid不知道自己还能找多久，但年复一年，他都没有准备好停止。
因为一旦停止，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她选择消失这件事。就意味着他承认，有些变量他永远无法控制。就意味着他必须面对那个六岁的自己，那个站在门口等着父亲回来的小男孩，然后告诉自己：有些人离开了，不是因为你的错。
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离开。
这个结论他在理性上接受了无数次，但在情感上，在那些黑暗的、寂静的、被π的数字填不满的深夜里，他依然在寻找一个不同的答案。
偏头痛第一次发作是在第六年。
那天Reid正在弗吉尼亚州的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作证。他站在证人席上，灯光从头顶打下，他张嘴想要说出“根据行为分析，被告符合……”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像有人用一把极其锋利的刀，从视野的正中央划下，白光从裂缝里涌出来，紧接着是疼痛，一种有实体的、会蠕动的疼痛，从右侧太阳穴开始，像某种生物在颅骨内侧缓慢地筑巢。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支离破碎，法官问他要不要休庭，他摇头，然后重新开口，用尽全部的意志力把句子拼完整。庭审结束后，他在法院的卫生间里弯着腰，额头抵着冰冷的瓷砖，数自己的心跳。
一百四十二次每分钟。深呼吸。一百三十七。一百二十九。
他隐约知道这个症状叫什么。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偶尔会经历这种“视觉先兆”，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需要他准确运转的场合。
回到家，Reid打开笔记本电脑，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他本来想查医学文献。他本来想用统计告诉自己这只是压力过大导致的普通偏头痛，发病率在成年男性中约为百分之八，可治疗，可控，无生命危险。
但他没有查，他查询了遗传方面的相关文献，试图在他从小就回避的精神分裂中寻找答案，然后一个名字在文章作者和内容中反复出现——
MeaveDonovan
Reid通过Meave的文字先认识了她，她发表在《cell》上关于候选基因变异与复发性神经源性偏头痛内表型风险的论文，文字里有种罕见的精确，每一个术语都像被量过尺寸才放出来。
那天晚上，他给Meave发了一封邮件，措辞专业、克制：“尊敬的MeaveDonovan博士，我最近出现了一些可能与长期压力相关的神经性症状，包括视觉先兆和偏头痛。我注意到家族史部分存在值得关注的关联性。为完善数据模型，我希望能进一步咨询关于特定等位基因与迟发性精神疾病症状表达之间的环境触发因素，如你方便，希望能向您咨询一些神经学和遗传学层面的意见。”
他按下发送键，然后靠在椅背上。窗外在下雨，混合着远处隐隐的雷鸣。他闭上眼，看见母亲坐在病房窗前的剪影，哼着不成调的歌，眼神望着一个他不曾抵达的地方。
今天是10月28日，他的生日。
就在他准备起身去倒杯水，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疼痛时，一道异常的光亮穿透了灰蒙蒙的雨幕，映在他苍白的脸上。紧接着，是一声沉闷却华丽的爆响。
他下意识地转向窗户。
雨还在下，但窗外的夜空却被打破了。一簇簇金色的、银色的、翠绿色的光点，拖着燃烧的尾迹，呼啸着冲上被雨雾浸透的深空，然后“嘭”地绽开，化作万千流光溢彩的星辰，瞬间照亮了整个天际线。
那些光芒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晕开，像打翻了的调色盘，又像被雨
洗过的绚烂星云。又一发升空，这次是炽烈的红色，像心脏搏动时泵出的血液，在黑暗背景上留下一道短暂而惊心动魄的轨迹。
烟花，盛大而持续的烟花。
Reid愣住了。他贴着冰凉的玻璃，忘了偏头痛，忘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动。他看见了烟花燃放的方向，城市另一头，他的记忆力立刻告诉他那是什么。
今天是10月28日，四年前，一个基金会以30亿设立了思睿奖，“Sanare ReceptusAward”，这是两个拉丁语词汇，Sanare意为治愈，Receptus意为心智复原，用以资助那些最具突破性的、非传统路径的精神疾病治愈研究，以高额奖金奖励精神疾病、遗传学、脑疾病机制、诊疗方案取得实质性进步的研究者和临床团队。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之一。
该奖项同时资助革命性临床试验给更多受试者提供治疗机会，他在奖项设立初期就给自己和母亲报了名，让他们成功进入了候选名单里，每当有突破性进展时基金会都会给他参与实验的机会。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精神分裂太难治愈，目前尚未出现可以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手段，最大里程碑是跳出70年多巴胺D2受体阻断的药物框架，但基因治疗、脑修复仍处在试验阶段。
他曾刻意避开那场典礼，觉得那更像一场某种形式的哀悼，他从没想过，从自己公寓的窗户，竟能望见如此灿烂的烟花。
又一朵巨大的烟花在空中盛开，橙金色的光芒照亮了窗玻璃上他自己模糊的倒影。
雨丝斜斜地划过那片璀璨的光幕。他看见烟花在雨水中燃烧，看见光芒在黑暗中挣扎着扩散，心里忽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抽离感。
这满城的喧闹与光芒，是为了庆祝治愈的可能，而他，却独自被困在这间安静的、被偏头痛折磨的公寓里，刚刚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遗传学家发了一封近乎哀求的邮件。
但他的目光无法从烟花上移开。那些光点绽放到极致，然后迅速黯淡，化作无数细小的火星，融入湿冷的夜色和雨幕里，了无痕迹，却又无比壮丽。就像……就像那些无法被完全扑灭的、关于疾病的疑虑和恐惧，在爆发的瞬间，竟也折射出一种近乎残酷的美。
Meave的回复在四十七分钟后到达：“Dr.Reid，你说‘一些神经性症状’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自己吓坏了，我会在明早的咖啡因摄入之前读你的脑部扫描结果。”
Reid将自己的脑部核磁共症结果发送后，在沙发上盯着那个邮箱，已发送的信息显示一共两千四百一十七封邮件，最近的一封，是八个月前发的，只有一句话：“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光标在收件人栏里闪烁了三十秒，然后他关掉了页面。
三个月之后，他和Meave开始通过电话交流，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在六年里，一点之前就躺到了床上，偏头痛没有发作。但他的大脑在黑暗中依然固执地运算着，像一台无法关机的机器。而在那些运算的间隙里，Meave的声音偶尔会浮上来，清晰而冷静：“你的边缘系统太亮了，Spencer，你需要给它别的东西去处理。”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早上，他给Meave打了电话：“我昨晚睡了六小时十七分钟。这是七年来的最高纪录。”
Meave似乎是笑了：“恭喜。下一次目标是七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