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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2章  传媒

    可惜的是,现实中却很少有人余切意识到在捐款上的重要性。

    他此次来马来西亚,本来是因「华东水灾」募捐而起。

    在大众看来,余切主要是冲著马来政府来的。募捐是顺手的事情。

    他做的好,海外华人感受到了母国的撑腰,自然愿意捐款。

    一些国际人物也这样想。

    这个评论用诙谐的语气说,「从马来最近的事情来看,华人又捡起了一套新的文化武器,当然这是以文学为主,更加怀柔的————不过,到底这是个人的影响,还是真有号召力?我们还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这番评论让新化社众人沉默了,颇有种任重而道远的意思。

    什么叫「个人影响」?什么叫「真有号召力」?

    此次文化论战,华人媒体算是大获全胜,内地的新化社海外分社消息也频频被海外转载,真乃实现了成立时的目标。

    可这真的是水平高到了那个层次?还是借了国际局势的东风?

    为何海外华人看《出路》,却嫌少有人订阅内地报纸?

    众人心里明白,因而只有沉默相对了。邵琦最失落,指著美联社的报导说:「美国人用影帝」来称呼敦马哈迪,说他在国会咨询里面的回答,全都是装的————还画了讽刺他的漫画!他嘴里说著团结,实际却暗中鼓动。」

    「英国记者拦住了敦马哈迪的车!问他怎么会不知道马来发生的事情?敦马哈迪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的照片上了晚间新闻的头条!」

    「但我们能做的事情却很少。」

    管谟业看不懂这些话,他摇头道:「我讨厌这些当官的!讲个话,我横竖看了一晚上,愣是没看明白!」

    说罢,他看向沪市作家王安亿。

    王安亿虽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作家,却很明白其中的道道。她解释说:「我们此次侥幸过关,全靠余老师,还有过去祖上积累下来的情谊!当地到底是不是真对华人文化,讲直白一点,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这,还不好说。」

    王安亿总结道。

    管谟业顿时恍然大悟,并且反复咀嚼这番话。

    很快,他露出惆怅万分的表情。「你说得对,还不好说。」

    见气氛有消沉下去的意思,余切鼓劲儿道:「不论如何,我们已经筹到了善款!这次不管在马来,还是在美国————各位的功劳都很大,并不逊色于87年那一次的融冰行动。」

    众人听罢,将信将疑。

    但嘉奖来的很快。当天晚上,内地以亲笔信的形式,高度评价了这次筹款,除了余切外,王安亿、邵琦等主要人物都在其中。

    至此,内地前来的作家访问团任务已经圆满成功,众人开了个简短的庆功会。许多人都喝醉了,都来找余切敬酒,余切来者不拒,直到他也不省人事。

    到港地时,又闹出了大新闻。

    余切拒绝了马来给他的授勋。

    马来是个君主立宪国家,除了敦马哈迪这个行政首脑外,当下还有个苏丹,此为最高元首。

    两人一同推动了给余切的授勋,头衔是「拿督」,理由是「对马来少数社群文化,无与伦比的贡献。」

    现任苏丹喜好曲棍球,是个运动能手,而敦马哈迪原先是个作家和医生,他们对外宣称和余切「神交已久」,「世界人民都知道,余先生是个运动家和作家————我们有一些共同点。」

    这个奖项当然是纯恶心人的,连管谟业也看了出来。

    「你拿了奖,就被马来收编了,承认了少数社群」;你不拿奖,也显得小家子气,而且别有用心,像是来破坏人家团结的。」

    余切是老江湖了,他直接写了封公开信。

    信上要求给华人特殊待遇。「如果真是少数社群,参照各国惯例,应当在教育、经济上给予扶持,马来是高收入国家,不应当脱离于文明世界;如果不是少数社群,请把国营报社、媒体和官方用语,全换成汉语,这是主体社群应当有的地位。」

    这封信直接给当地人干破防了,竟没敢公布出来。

    邻近的东南亚各国,立刻嘲笑马来的虚伪。在报纸上批判一番,然后宣传自家的政策公平。

    管谟业大笑:「他们封了当地的新闻,却管不住狮城、泰国人的嘴!使出一些小伎俩,结果更显得丢人了!」

    这番笑料,也成了余切一路上的谈资。和他相熟的人开玩笑用「余拿督」称呼他,意指「余切在东南亚的文化界,像统领一样」。

    余切总会做出澄清:「拿督是殖民时期的称呼,我对此不感兴趣。」

    但「余拿督」之名还是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也算是港媒特色,只要这名字是威风、霸气的,就算其背后带有些殖民色彩,却也不在乎,市民也很宽容,居然也不在意。

    不然,怎么会区区一个「太平绅士」,那么多人趋之若鹜?

    所谓「太平绅士」,就是「和平公证人」、「治安推事」的意思,16世纪时期,英国人用来管控底层老百姓的职位,不知道发了多少,几乎不存在啥贵族含义,热心公益的人士都可以申请。

    烂大街的头衔!

    平行对比,就是居委会大妈、大爷。

    八月份,港地。

    电影《火烧岛》正在热映,讲述一个警察为调查悬案卧底监狱,发现典狱长和外界毒枭勾结,制造冤假错案,于是暴力反抗,最后成功把凶手绳之以法的故事,剧情十分压抑。

    历史上,《火烧岛》的票房很不好。但现在电影上映后,因为在片尾花絮加上了内地「华东水灾」的筹款电话,吸引了一些热心市民来观看,当做了爱国主义教育片。

    主演梁家徽是余切刚结识的朋友,另一个演员大哥成,之前也认识余切。

    所以余切被迫发表了自己的影评:「这种上级就是幕后真凶的剧情,虽然老套,但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上演。」

    于是,《火烧岛》的剧情又被解读为华人的喋血反抗,而典狱长则是马来高层。港人纷纷来支持电影。

    看起来港人似乎很有爱国意识————但又和内地不同!他们是不注重措辞的。

    比如,《南华日报》和《星岛日报》,都用了「余拿督」这个词,相当于既否定马来的民族政策,又觉得这个名头十分光鲜。

    港中文大学的高琨见到余切,不明故里,也说「余拿督」,真叫余切无语了。

    「高先生,你既知道我不喜欢,怎么不换个称谓?」

    高琨面露尴尬:「一个名头而已,随便说说,又能如何?」

    余切看著这个高琨,忽的想起他一件事:高琨身为港中文校长,某次接待贵宾,占用了食堂,被学生喝问「凭什么区别对待」?

    高琨当时尬笑几声,脸憋红了,只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

    结果,学生觉得他软弱,而贵宾觉得高琨此人镇不住场面。有些迂腐。

    余切忍不住摇头,提醒他道:「高先生专注于学术,这些外在的名头,无须在意,更不要去学。」

    高琨正色道:「教育当开化、自由,我虽是校长,却一直不在意。」

    余切听罢,叮嘱道:「那反过来,高先生今后要是接受什么名头,就要实实在在的珍重它,小心翼翼的维护个中的权威,不要让事情发展到大动干戈的地步。这是有好处的。」

    高琨不傻,他明白余切在点他,但他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

    略作思考,他唯一想到的是,内地和英政府正筹划招揽一批人士,为平稳交接提供协助,据说只邀请社会精英。港地主要富豪、媒体大亨,还有像他这种高校知识分子,都可能被邀请到。

    难道余切也是内地来观察港地的特派员之一?

    是了!

    高琨越想越激动。

    以余切在内地的关系,他是肯定能有这个权力的。

    高坤是港中文的校长,他是可以爱国的。他也乐意接过这个担子,但他不知道余切是否在暗示这件事情。

    他说:「余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给我的?」

    余切神秘莫测的摇头道:「我只是把话先放在这里。」

    高琨只好笑了几声,满怀忐忑的送别余切。

    翌日,余切接受《明报》采访,又被叫成了「余拿督」。

    余切迫不得已,自费买下了《明报》头条,说明自己并不接受这个称号。

    接稿人是《明报》编辑潘耀明,好奇的问他:「拿督这个称号多威风?余先生怎么不喜欢?」

    余切道:「我都没有接受那个授勋,怎么会喜欢?」

    潘耀明又问:「在你的各种荣誉里,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护照上的那个我。国籍、照片、出生地,它证明了我来自哪里。」

    潘耀明懂了。翌日,《明报》的头条就是「别神话了余切」。

    8月3号,港地的赈灾义演电影《豪门夜宴》立项拍摄,只给了四天拍摄时间。片方专门邀请余切客串,获得应充后,又把港地所谓四大才子纷纷叫来。

    随后,先前和余切结交过的那批机场演员们,也推掉了工作,零片酬出演————最终使得两百多位港地明星前来,电影也提前拍摄,港媒纷纷报导,成一时盛况。

    四大才子中,有个叫蔡澜的人,在港地也做媒体人,请求余切和他合作,在内地的羊城开办娱乐杂志。

    余切分文不出,只需挂名即可,但余切婉拒他的好意。

    蔡澜很不爽,但不敢说什么,查良庸看出来了,私下问余切怎么不同意?

    在港地,如果文人有个自己的刊物,那就是梦想成真了,而且能提高很多江湖地位。

    譬如温瑞安落魄时接受过查良庸《明明》的救济,因而他始终要低于查良庸一头的。

    查良庸自己也觉得,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办了《明报》,而且把这份报纸做起来了。

    余切空有名气,却无「马仔」像这次在马来的风波那样。

    内地的媒体,对外发布消息,有多种限制,不方便讲话,更不能酣畅淋漓的痛骂一番,这都需要国外的报纸来帮忙。可是,总不能余切一有什么想法,都要通过《时代》、

    《早报》来发布吧?

    以前,余切总用自己的御用记者来发布消息。

    但这几年国际大事太多太多,竟然连记者都歇不过来了。

    查良庸劝道:「办报纸、做杂志,现在还是个好生意。你在港地办刊,肯定会风靡华人社区,而你在内地虽然有号召力,却无法办一个刊物。」

    而港地不是这样,85年,内地和港地文人合作,经新化社的同意,办了文学杂志《港地文学》。余切还在《港地文学》的第一期写了扉页。

    这份杂志,就既有左,也有右,甚至有些不适合发表的文章。

    查良庸自得道:「此次马来的风波可以证明,你的评论,比许多家报纸加起来还受到关注。当年的《明报》————我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余切问他:「《明报》鼎盛时卖得怎么样?」

    「近20万份!」

    在港地,这是了不起的数字。

    「那现在呢?」余切又问。

    查良庸说:「我说的就是现在。今年,《明报》的利润恐怕能突破一亿港元,就盈利来说,这个报纸无愧于华人世界最好的报纸。」

    余切望著面前的查良庸,有点唏嘘:他说的都是真的,但这就是《明报》的巅峰,之后一天不如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