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下了这间房。
用「租下」这个说法或许不太准确，因为严格来说，我只是在“那种地方”支付了最低廉的周租金，换来了一个大约六叠大小的、墙壁发黄、窗户只能推开一半的空间，榻榻米上有前任租客留下的烫痕，空调出风口发出像是哮喘病人临终前的喘息声，天花板角落的霉斑形状像一只被压扁的青蛙。
但至少，门锁是好的。
我把行李箱推到墙角，在唯一还算干净的榻榻米上坐下。
从包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火。
第一口烟吸进肺里，尼古丁顺着血管爬上大脑皮层，带来短暂的、虚假的松弛感。
我答应过他戒烟，我答应过南鸣律戒烟，我甚至当着他的面把那根烟折断了，烟草碎屑飘散在傍晚的微风里，画面很干净，很决绝，像是某种廉价的青春电影结尾，然后，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在距离那个小镇数百公里外的陌生城市，我重新点燃了第一根烟。
对不起，小鳄鱼，我骗了你，我大概还会继续骗下去。
胳膊上旧的烟疤已经淡化成浅褐色的圆斑，新的几个还在结痂，边缘微微发红，摸上去有细微的凹凸感。
烫下去的时候不觉得痛——或者说，那种痛正是我所需要的。
今天是第一天，我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找到了夜班工作，店长是个眼神浑浊的狸猫亚人，面试时只问了我三个问题：「能熬夜吗？」「能搬货吗？」「有前科吗？」我回答了「能」「能」「没有」，他就点了头，他甚至没有让我摘下口罩看看我的脸，或许对他来说，一个愿意值夜班、时薪低廉、不需要社保的清道夫亚人，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优秀人才」了。
凌晨的便利店很安静，我一个人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自动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顾客很少，大多是深夜加班后疲惫的中年男人，或是醉醺醺的年轻人，他们买烟，买酒，买关东煮里煮了一整天已经烂得不成形的萝卜。
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收银台后面那个戴着口罩、眼下有浓重黑眼圈的清道夫亚人。
在这样漫长的、似乎时间本身都凝固了的时间里，我开始写小说，用手机备忘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我写的是一个关于深海鱼的故事，那种鱼生活在完全没有光的海沟底部，眼睛已经退化，身体能承受足以压扁潜艇的压强，它一生都在黑暗中游动，从不浮上水面，从不接触阳光，直到有一天，它被海底火山喷发的热流意外推上了浅海，它第一次看到光——然后被那光灼瞎了已经退化的眼睛。
写完第一段的时候，我停下来，盯着屏幕上的文字看了很久。
我想起南鸣律，想起他在溪边说「我很喜欢听你讲那些故事」时的表情，他大概不知道，那句话是我这些年来收到的、关于写作的唯一一句正面评价，唯一的。
我大概是某种深海鱼，而他是不小心照进海底的那一束光，光没有错，错的是不该浮上来的我。
—
又是这样。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只被压扁的青蛙——不对，是霉斑。
白天太亮了，我需要用窗帘把阳光全部挡住，但即便如此，那种令人窒息的清醒感依然像一群蚂蚁爬满我的大脑皮层。
连续第四十多个小时没有真正入睡。
药已经吃完了三种：首先是药房买来的普通安眠药，然后是医生开的处方药，最后是某种从网上买到的、包装上写着陌生文字的产品。
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我无效。
我的身体像是一个被调试过度的精密仪器，对所有的镇静信号都产生了抗性，不知道这是清道夫亚人体质的问题，还是我的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紊乱，又或者是某种更深层次的惩罚——让我永远保持清醒，以便更清晰地感受每一分每一秒的痛苦。
医生——那是我来到这里后唯一去看过的一次精神科——用她那双疲惫但专业的鹿亚人眼睛看着我的病历，斟酌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五诗禾小姐，你的情况比较复杂，长期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倾向，以及可能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特征，我们需要逐步调整治疗方案。」
我点头，接过新的处方，道谢，离开诊所，然后把那张处方单揉成一团，扔进了地铁站的垃圾桶。
不是不相信她，只是在经历了那么多所谓的“治疗”之后——高中时教导主任用尺子抽我的后背说这是“矫正”，大学时心理咨询师用温柔的语气让我画一棵树然后说我的树没有根——我已经无法再对穿白大褂的人抱有期待。
她治不好我，谁也治不好我。
后来大概是在某个时间点，我短暂地睡过去了一会儿，然后，梦开始了。
梦里没有怪物，没有鬼魂，没有那些恐怖片里常见的惊吓场景。
只有走廊，漫长、昏暗、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学校走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直在闪烁，发出那种让人牙酸的电流嗡鸣声，空气中有消毒水和粉笔灰混合的气味——那是我们高中特有的味道，每次闻到都会让我条件反射地想要呕吐，脚步声从身后传来，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好几个人。他们不跑，只是不紧不慢地走着，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像某种缓慢的行刑鼓点。
我不能回头，我不敢回头，但我能感觉到那道视线落在我的后颈上——慵懒的，玩味的，如同猫戏弄一只已经被玩残了的老鼠，然后是烟头烫在手臂上的触感，然后是笑声。
「只是个玩笑嘛。」
我猛地睁开眼，呼吸像溺水者刚刚浮出水面，胸口剧烈起伏，冷汗浸透了T恤，手臂上的旧疤在隐隐作痛。
不是幻觉，是那种真实的、神经末梢残留的灼烧感。
我坐起身，摸到床头柜上的烟盒和打火机，点烟，深吸，火苗一闪而灭。
我看着自己手腕内侧新烫上去的那个圆点——肉还在微微发红，边缘已经开始起泡。
不觉得痛，只觉得安心。
—
今天便利店的夜班格外安静，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段时间，没有一个顾客。
我躲在收银台后面，偷偷用手机更新了一章小说，还是那篇关于深海鱼的故事，写到第三章的时候，那条鱼已经开始习惯了浅海的光，它学会在白天躲在礁石缝隙里，只在夜晚浮上来觅食。它甚至开始觉得，也许自己可以就这样活下去。
发布，然后等待。
两周了，每篇更新的浏览量始终不超过两位数，偶尔有评论，内容大抵相似：「文笔太矫情了」、「故作深沉」、「好好写故事不行吗非要加这么多心理描写」、「作者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文采？醒醒吧」、「看得我尴尬癌犯了」、「文青病晚期没救了」。
我一条一条地读完这些评论，然后把它们全部截图，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命名为“批评意见汇总”。
小时候，在南鸣律家的报刊亭，我给他念我写的小说，他听得很认真，灰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听完以后他问：「后来呢？」我说还没想好后来，他想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那你快想。」
那是我的文学生涯中，收到的第一条不是批评的评论，来自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小孩，或许也正是因为他是小孩，才分不清什么是矫情，什么是文青病，什么是无病呻吟，他只是单纯地觉得那个故事很好听。
我在便利店后面那条暗巷抽完了半包烟。
凌晨的天空是很深的墨蓝色，看不见星星，只有远处的霓虹灯光在天际线投下暧昧的光晕，像南鸣律眼睛的颜色。
不对，不像，他的眼睛不是那种被霓虹污染的颜色，他的眼睛更像溪水——清浅的，透明的，可以看到水底的鹅卵石。
「烟，干脆戒了吧。」
他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不是在脑海里，而是在耳边，仿佛他就站在我身后，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用那种平淡的、没什么起伏的语气说出这句话。
我当然知道是幻听，我当然知道他不在，但我还是下意识地回过头——什么都没有，只有暗巷里被风卷起的塑料袋。
—
今天发薪日，店长用现金结算，把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给我时，手在我指尖多停了零点几秒。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把手抽开，不是不敢，只是觉得无所谓了，这具身体对我来说本来就更像一件租来的物品，它被烫过，被割过，被从悬崖上抛进瀑布，被棕熊的獠牙刺穿又愈合，被摁在满是腐烂落叶的臭水沟里浸泡了很久，现在多一次廉价的触碰，又能怎样呢。
我拿着钱去便利店买了更多的安眠药和烟，走出店门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我眯着眼看着远处渐渐苏醒的城市，忽然有一种很荒谬的念头：这个城市这么大，这么多人，如果我死在这里，有人会知道吗？房东大概会在下个月催租时发现尸体，店长会因为我没去上班而骂骂咧咧地招新的人。
至于那些在网上骂我矫情的读者，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作者已经死了。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浏览器推送的新闻，「某地废弃公寓发现独居女性遗体，死亡已超过一周」。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关掉了屏幕。
上次跟南鸣律通话是什么时候来着，我到这里的第三天，用公共电话给他打了一个。
说「公共电话」是因为我的手机欠费了，便利店还不发工资，我没有钱交话费，他接电话时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淡：「喂。」我说是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五诗禾。」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他大概存了我的号码，这个认知让我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发紧。
我们聊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聊，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打工，他问身体还好吗，我说死不了，他沉默了一下，说那就好，然后我们同时沉默，最后我说，我挂了啊，他说，嗯。
挂断电话后我沿着路灯走了很久。
南鸣律从来不会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随时找我」，但那种什么都不问的沉默本身，比任何安慰都更像安慰，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沉默对我有多重要，他大概也不知道，在挂断电话后，我一个人靠着路灯杆站了很久，用刚点燃的烟在手背上又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疤。—
凌晨时刻，便利店进来一个顾客，流浪汉模样，浑身散发着酒精和垃圾堆的气味，走路摇摇晃晃。
他在货架间转了一圈，最后什么也没买，走到收银台前，用浑浊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小姐，你长得很像我死掉的女儿。」
我应该给出什么反应呢，礼貌的微笑？表示同情？问他女儿是怎么死的？最后我只是摇了摇头，说：「我不是你女儿。」
他愣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自动门在他身后关上，便利店重新恢复寂静。
我继续低头写小说，那条深海鱼最后一次浮上水面时，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它终于明白，自己不属于海底，也不属于天空，只是某种被永恒流放的中间态生物。
写完这一章，我趴在收银台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但我不敢睡，因为我知道梦里有什么在等我，在某个时间，一些声音又响起，先是脚步声，如同鼓点，然后是笑，然后是烟头烫在皮肤上的声音——不是真的声音，但我听得见，然后是那个从高中时期就刻在我脑子里的声音：「只是个玩笑嘛。」
「只是个玩笑嘛。」「你不会连这种玩笑都开不起吧。」「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你一下，至于记到现在？」「你有被害妄想症吧？」「清道夫都是这么矫情的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特别，觉得全世界都在欺负你。」「醒醒吧，你什么都不是。」
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尖叫，声音在空无一人的便利店里回荡，像某种被困在笼子里的濒死动物的哀鸣。
—
我开始出现更多的幻觉。
走夜路回家时，路灯的影子会突然变成人的形状，地铁站台的广播声会突然变成高中早读课的铃声，便利店的自动门每次打开时，我总觉得下一个走进来的是南鸣律，但他从来没来过。
洗澡时，水流突然变得滚烫，我看着手臂上那些新旧交叠的烟疤，在蒸汽中变得模糊，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溪边给他念故事的那些下午。
那时候我的手还是干净的，没有疤，没有茧，指甲缝里也没有因为长期抽烟而洗不掉的焦油痕迹。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我以为未来会好，那时候我错了。
凌晨几点，大概，我站在出租屋那个只能推开一半的窗户前，看着楼下六层高度的地面。
路灯正好坏了一盏，那片地面看起来是黑色的，像是某种温柔的、可以接纳一切的深渊。
只需要翻过这道窗沿。只需要松开手，只需要克服几秒钟的失重感，一切就会结束，厕所、发黄的天花板、烟疤、噩梦、骂我矫情的评论、店里那个总用奇怪眼神看我的手店长——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短暂而尖锐的撞击后，变得毫无意义。
我试着把窗户完全推开。
推不开，卡住了。
连窗户都在拒绝我。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然后退回房间，坐在榻榻米上，拿起手机，机械地解锁。
锁屏亮了。
那张照片，他给我拍的照片，在山顶的瀑布前，我惊慌失措地挡着脸，只露出半只惊恐的眼睛。
丑得不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嘴巴张大了一半，像是某种受惊的蛙类，当时我抱怨了很久，说他把我拍得太丑了，他却说，多拍几次就习惯了。
我把这张丑得不行的照片设成了锁屏，每次解锁手机时，都能看到那个惊慌失措的自己，以及照片角落里，他按下快门时微微翘起的手指。
我没有跳下去，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不是因为突然觉得生活值得继续，只是那张照片里的那个我，看起来还有一点点活着的温度。
尽管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惊吓和抗拒，但至少，那张脸还在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麻木地站在窗前，像个早已死去的空壳。
—
我醒得很早，难得没有做噩梦，只是普通的睡眠，像一块石头沉入水底，没有光线，没有声音，没有画面。
今天是休息日，便利店轮到我休息——或者说，是我被强制休息了，因为店长说我“看上去像是随时会倒在收银台后面”，我把剩下的半包烟放在窗台上，没抽，也没扔，就那样放着。
手机备忘录里的小说草稿又多了几千字，还是那条深海鱼，它已经在浅海生活了很久，渐渐习惯了光，习惯了礁石缝隙里的昼伏夜出，习惯了那些浮游生物的味道。
我去街角的洗衣房洗了积攒两周的衣服，等待的时候坐在塑料椅上，用手机查了几个关于精神科的信息，不是之前那家，是一家评价还不错的诊所，距离这里电车三站路。
我把地址截屏下来，没有立刻预约。
有人点赞了小说的最新一章，纯白色的默认头像，没有任何简介或动态，ID是一串乱码一样的字符，点赞时间是凌晨四点。
我一直看着那个小红心，直到洗衣机的提示音响起。
从洗衣房出来，经过公共电话亭，那里有一部已经很少有人用的公用电话，听筒被雨水侵蚀得有些发黑，但显示屏还亮着。
我站在电话亭前面，手插在口袋里，捏着两枚硬币。
我站了很久，直到有个年轻男人走过来，用一种猎奇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用手机扫了电话亭上的二维码，预约了通话——原来这玩意还能扫码，真先进。
我用掌根把硬币压回口袋深处，转身离开。
根本没想好要说什么，无非是那些陈词滥调：我还在抽烟，还在失眠，还在做噩梦，还在网上写没人看的小说，还在被骂矫情。
无非是希望他听完以后，能用那种平淡的、没什么起伏的声音说一句——让我想想他会说什么。
「那你还在写吗？」大概会问这个。
「还在写。」「那就行。」大概就这样。
不过仅仅只是想到这段对话可能发生，就觉得胸口那团堵了很久的东西松动了一点。
「嗯，明天还是从便利店那里辞职吧。」
毕竟那个老板看自己的目光实在是有点恶心。
想到这里，我便朝着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走得很慢，但最起码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