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高远拿起车钥匙。
林建国把林月放在沙发上：“你在家待着，奶奶应该快回来了，哪儿也不许去。”
“爸——”
“这次真的不行。”林建国的语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坚决，“听话。”
林月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眸里有担忧，有紧张，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决绝。
她知道这一次她真的不能跟去了。
不是因为父亲不让，而是因为她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凶手真的在警方内部有线人，那她这个“六岁神童”可能已经进入了某些人的视野。
她再跟下去，不仅会暴露自己，还会把父亲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那你小心。”她说。
林建国弯下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转身跟着高远出了门。
门关上了，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彻底安静下来。
林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屋子里突然变得很空。
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暖气片里的水流声咕嘟咕嘟的，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在墙壁里流淌。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光着的，脚趾冻得发白，指甲盖上有几个小小的凹坑，那是缺钙的表现，上辈子她在这个年龄也这样。
她走到卧室，穿上棉袜和棉鞋，又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水是早上林建国烧的，还有点温，不够热，但也能暖手。
她端着水杯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角，看着楼下的街道。
雪停了，天还是灰的。
街上的人多了一些，有人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车轮在冰面上打滑，骑车的人把脚放下来当刹车，一路趔趔趄趄的。
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三轮车从楼下经过，车上的炉子冒着白烟，红薯的焦香味隔着玻璃都能闻到。
她想起了什么，放下水杯，走到客厅的茶几旁边，翻开了林建国昨天带回来的那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装着胡丽丽案的几份材料：一份失踪人员信息登记表，一份徐志强的死亡情况说明，一份通话记录复印件，还有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那张从足疗店垃圾桶里拼起来的合影。
林月把照片拿起来，在日光灯下仔细地看。
照片上徐志强搂着一个女人，女人的脸被撕开的边缘挡住了大半，但林月之前看到的那只眼睛和半张嘴还是清晰的。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日期，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手写的标注。
她盯着那只眼睛看了很久。
眼睛上挑，眼角微微下垂，这种眼型叫做“丹凤眼”，在东北地区不算少见。
但那只眼睛的左边靠近眼角的位置，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痣，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林月之前没有注意到这颗痣，因为照片是打印的，分辨率不够高。
但现在她看的是复印件，光线从背后打过来，那颗痣的轮廓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
有一颗痣。
在那个位置。
林月的大脑飞速运转，把所有的信息重新排列组合。
那颗痣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某扇紧闭的门。
她见过这颗痣，不是在照片上，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里。在她的上辈子，在某个她不应该记起来的场合，在一个她不应该认识的人的脸上。
但她想不起来在哪里。
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喊，但声音太小了，被其他的噪音盖住了。
她知道那个声音存在，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她就是抓不住。
林月把照片放下，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圈。
她的步子很小，从茶几走到电视柜，从电视柜走回茶几，来来回回，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
她的脑子在高速运转，把所有的线索一遍又一遍地过筛子。
胡丽丽，失足女，在铁城打工。
徐志强，组织卖淫的前科，开足疗店做掩护，被杀。
韩冰，夜总会老板，徐志强客户名单上的VIP女性客户，跟通达物流的老板有合作关系。
通达物流，白色面包车，案发当晚出现在足疗店门口，公司被烧。
孟凡军，通达物流老板，韩冰的前合作伙伴，现在下落不明。
照片上的女人，棕色大波浪卷，高领黑衣，丹凤眼，眼角有一颗痣。
这些碎片像打乱的拼图，每一块都有它应该在的位置，但林月还没有找到把它们拼在一起的方法。
她需要更多的信息。
需要知道孟凡军现在在哪里，需要知道韩冰的银行流水里有没有异常的交易记录，需要知道那颗痣的主人是谁。
她走到电话旁边，犹豫了一下，拿起了听筒。
她想给林建国打电话，但她知道他现在正在查案，不能分心。
她想给高远打电话，但她不知道高远的手机号码。
她甚至想过给刘建国打电话——她从父亲的本子上看到过刘建国的号码——但她拿什么理由打？
一个六岁的孩子打电话给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说“我觉得韩冰眼角有一颗痣”？
做梦。
她把听筒放回去，重新坐到沙发上，把双脚缩进棉拖鞋里，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盯着对面墙上的那幅蜡笔画。
画上的一家三口都在笑，笑得灿烂而温暖，像是在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夏天。
她忽然觉得有点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的那种孤独，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无法言说的东西——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地对话。
她的身体是六岁，她的灵魂是三十七岁，她像一个被困在时间夹缝里的幽灵，能看到两端，却无法在任何一端真正地安放自己。
但她没有时间自怜。
电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