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事，”高远合上本子，语气变得更沉了，“我在店里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张撕碎的照片。拼起来之后，是一张合影。”
“谁的合影？”
“徐志强和一个女的。”
高远停顿了一下，“那个女的，我看着有点像胡丽丽，但不完全确定。照片是从中间撕开的，只有一半是清晰的，另外一半糊了，看不太清楚。”
林月端着水杯的手微微收紧了。
徐志强和胡丽丽的合影。
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客户”和“服务提供者”要复杂，可能是合作关系，也可能是情人关系，甚至可能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这张照片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两人的联系远比通话记录显示的更紧密。
“照片呢？”所长问。
“交给吴技术了，让他做技术处理，看能不能还原。”
高远说完这句话，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林月。
林月正低着头吹杯子里的热水，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
但高远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比平时长了那么一点点，长到足以让林月感觉到那种被审视的不适。
她抬起头来，对上高远的眼睛，天真无邪地眨了眨：“高叔叔，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高远移开了目光。
“快了。”他说。
林月重新低下头，心里警铃大作。
高远刚才看她的那一眼，跟上午在楼道里看她的那一眼不一样了。
上午的眼神是好奇，现在的是——审视。这个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她身上某些不太寻常的东西了。
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反常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案发现场附近“上厕所”的时候，恰好发现了一个失踪人员的包；
一个六岁的孩子，在超市里提醒大人注意老板的湿鞋；
一个六岁的孩子，说出了“包”和“行李箱”的区别。
任何一件事单独拿出来都不算什么，一个聪明一点的孩子确实有可能做到。
但三件事叠加在一起，而且全部发生在同一天、同一个案子里，这就不是“聪明”能解释的了。
林月意识到，她低估了高远。
这个人比她预想的要敏锐得多。
在原始时间线里，高远后来调到了省厅，成为全省刑侦系统的标杆人物。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不正常”的东西极度敏感，哪怕那种“不正常”是微小的、模糊的、难以言说的，他们也能感知到。
从这一刻起，她必须更加小心。
不是不说话，而是话说得更“像”一个六岁的孩子。
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把思考的结果用更迂回、更隐蔽的方式传递出去。不是不调查，而是要让所有的调查看起来都是别人自己想到的。
她需要像一个下棋的人，每一步都要想到后面的五步。
不同的是，她面对的对手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真正的凶手，和可能会发现她秘密的高远。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林建国的声音：“所长！滨河小区那个纠纷处理完了，我让他们先自己协商，不行再来所里。”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新人特有的兴奋，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激动的。
他看了一眼林月，确认女儿好好的，然后转头对高远说：“高队，我刚才在滨河小区听说了个事儿。”
“什么事？”
“14号楼有个住户跟我说，他昨晚在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没看清，但车身上有个字，好像是‘顺’还是‘达’之类的。那辆车在小区门口停了十几分钟，然后开走了。”
林建国说，“他说觉得奇怪是因为那辆车没熄火，天那么冷，不熄火正常，但停了那么久不走，就不太正常了。”
高远放下水杯，身体微微前倾：“滨河小区离陶瓷厂多远？”
“走路二十分钟，开车五六分钟。”林建国回答。
高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张铁城地图前面。
他的手指从锦绣家园划到陶瓷厂，再从陶瓷厂划到滨河小区，在三个地点之间来回画了几条线，最后停在了滨河小区的标注点上。
“滨河小区，”他说，“胡丽丽的通话记录里有一个号码，基站定位在滨河小区附近。我之前没在意，现在想想，可能不是巧合。”
林月坐在椅子上，两条腿晃着，看起来在玩，实际上已经把高远说的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
白色面包车，车身上有“顺”或“达”字，滨河小区门口停了十几分钟，不熄火。
这些信息像拼图碎片一样，被她一块一块地放在脑子里那张巨大的案情拼图上。
她有一种预感，这张拼图的轮廓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