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知道，是推断。
父亲晚年在病床上讲这个案子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细节——胡丽丽失踪前，曾经在超市里用公用电话打过一次电话。
那是她最后被确认的一次通讯记录。
而这个细节，警方是在案件发生几个月后才查到的，当时超市老板改了口，说想起来了，确实有个女的用过电话，但电话打给了谁他记不清了。
“叔叔，”林月从围巾后面发出声音，奶声奶气的，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门口那个冰柜上面的冻鱼化了，淌了一地的水，你也不管管啊？”
老板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了一眼。
高远也看了一眼。
林建国也看了一眼。
门口那个冰柜确实在往外淌水，一股带着腥味的粉红色液体顺着地砖的缝隙往低处流。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林月发现了一个所有成年人都忽略了的细节——老板脚下的皮鞋是湿的，鞋面上还沾着一点碎冰碴子。
一个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电视嗑瓜子的人，皮鞋为什么会湿？
除非他今天出去过。
这么冷的天气，出去一趟皮鞋会湿，说明他去了有雪或者有水的地方。
但现在是上午十点，超市正常营业时间，他为什么要出去？
林月不能直接说这些，她只能用六岁孩子的方式，让高远和林建国的目光聚焦到老板身上，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
高远确实注意到了。
他看了看老板脚上的鞋，又看了看门口淌了一地的水，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了两趟，忽然笑了一下。
不像那种查案时发现了线索的笑，而是那种“我想多了”的笑。
“走吧，”他对林建国说，“去小区里问问邻居。”
出了超市，林建国忍不住问了一句：“高队，你说这个失踪案，会不会是普通的人口走失？二十八岁的人了，也许是自己想走？”
高远没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觉得呢？”
林建国想了想：“如果是自己想走，没必要跟室友说那句话。”
“哪句？”
“‘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老家了’。”
高远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认认真真地看了林建国一眼：“你是警校毕业的？”
“不是，我是退伍兵，刚考上协警。”
“脑子挺好使的。”高远说，语气很平淡，不像是在夸人，倒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胡丽丽给她室友留那句话，说明她知道有人在找她，或者她预感到会有人找她。什么人会让一个普通人预感到自己会被找？不外乎几种情况：欠了钱，惹了事，或者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
林月在心里给高远竖了个大拇指。
这个人不愧是省厅荣誉室里挂着照片的人物，脑子转得快，判断也准。但他漏掉了一个方向——胡丽丽的职业背景。
这不是高远能力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胡丽丽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室友，也不会在租住的小区里暴露自己，她这种人是活在阴影里的，只有特定渠道才能接触到。
四号楼三单元，五楼。
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坏了，楼道很暗，只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几缕光线照在满是灰尘的台阶上。
墙面上用粉笔写着“通下水道”“办证”之类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用黑色马克笔画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符号。
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各家各户做饭的油烟味，腻腻地粘在鼻腔里。
五楼有两户，左边是502，右边是501。
胡丽丽住在502，跟她的室友孙晓娟合租。
孙晓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一件粉色的珊瑚绒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桃子，明显哭过。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她一开口声音就发颤，“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给她打了几十个电话，一直关机，我真的觉得出事了。”
高远让她别急，慢慢说。
孙晓娟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盘没吃完的瓜子和半瓶可乐，电视开着，静音，画面一闪一闪的，没人看。
林月在林建国怀里观察着这一切。她的目光扫过玄关鞋柜——女鞋四双，运动鞋两双，高跟鞋两双。
扫过客厅——垃圾桶里的外卖单，日期是12月23日，中午十二点，一份盖浇饭，辣的，备注写了“多放辣”。
扫过冰箱门——贴着几张便利贴，上面写着“交电费”“买洗衣液”之类的生活提醒。
胡丽丽喜欢吃辣，会给自己做生活提醒，鞋柜里的鞋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说明她是一个有计划、有条理的人。
一个有计划的成年人，不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失踪。
除非发生了意外。
或者有人不让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