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的京城，春意已经铺满了街巷。长安街两旁的柳树垂下了嫩绿的丝绦，风一过便轻轻摆动，像无数根细软的笔触在空中写着一封长长的信。宣武门外，几树早樱已经开了，粉白的花瓣落在青石板路上，薄薄的一层，风过时打着旋儿往角落里聚。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小贩的吆喝声也稠了，整座城像是从冬天的被窝里翻了个身，终于坐起来了。
而五皇子朱梧的诗社，也在这个时节坐了起来。
诗社设在崇文门内一座三进的院落里，是朱梧前年置下的产业，平日里做书房用，年初被他收拾出来，添了几张长案、几架书橱，又在院子里种了十几株芍药和几丛修竹，门楣上挂了一块新匾——听竹轩。名字是朱梧自己取的，取了虚心听竹的意思，雅致而不张扬。
二月初八是诗社的第一次集会。来人不多，七八个，都是翰林院和都察院里颇有文名的年轻官员。朱梧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衫，亲自煮茶待客，姿态谦逊得像一个初入文坛的后学。集会的形式也简单——先品茶，再赏新开的几株早梅，然后各人拿出一首新作来互相品评。整场集会气氛清雅，没有一句涉政的话，从头到尾只谈诗。
但谁都知道，这场集会的分量不在诗上。
二月中旬，京城的寒意尚未退尽，但城南那间小院里的茶香已经比上次更浓了一些。第二次集会，来的人比第一次翻了一倍有余——从七八人变成了十五六人。翰林院的编修、检讨来了大半，还多了几张新面孔：都察院的几位御史，都是平日里以“清流”自居的角色，袖口上常年别着一股“我敢说话”的硬气。他们进门时目光不动声色地扫了一圈，然后各自落座，喝茶的姿态很稳，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朱梧依然坐在主位上煮茶。水沸、投茶、注汤、分盏，动作从容不迫，仿佛来的人多与少跟他没有关系。他依然不谈政事，只谈诗。话头从他近日写的一首七律开始，说到唐诗的气象、宋诗的理趣，再说到本朝文风的流变，语速不快不慢，像一条溪水在石头上缓缓流过。众人或点头、或附和、或举盏品茶，气氛松弛而文雅，但松弛之下，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在暗中浮动着。
终于，有人把那层窗户纸往前推了一步。翰林院修撰王世贞——这群人里年纪最长、官阶最高的一个，五十出头，面容清癯，以文名满天下——端着茶盏，在众人面前开了口。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久在翰林院浸染出来的从容和分量：“五殿下文采斐然，遣词造句颇有太宗遗风。太宗当年在潜邸时，也常与文士唱和。殿下此道，得先祖真传。”
这话落下去，席间安静了一瞬。王世贞说得极其巧妙——表面上在夸诗，说朱梧写得好、有太宗遗风；但“潜邸”二字一出，这根线就不只是诗了。太宗在潜邸时与文士唱和，后来做了皇帝，这段故事但凡读过史的人心里都清楚。王世贞没有点破，也不用点破，他只是把一颗种子搁在了那里，让听见的人自己去想。
朱梧连忙起身谦让。他放下手中的茶盏，放得很轻，动作比上次更利落，语气也放得更低，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惶恐：“王大人过奖了。学生不过爱读书而已，闲时写几首歪诗解闷，哪里敢比太祖太宗。王大人这样说，学生无地自容。”
他这话说得诚恳，每一个字都拿捏得分寸精确。他没有否认“像太宗”这个说法，只是把姿态放到了最低——既没有让人抓住把柄，又让在场的人听见了那句“哪里敢比”里藏着的“可我也没说不是”。席间的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人端起茶盏遮住了嘴角的笑意，有人低头假装在看茶汤的颜色，有人轻轻咳了一声，把那个心照不宣的瞬间混了过去。
朱梧重新坐下来，又给每人续了一道茶。水汽袅袅升腾，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只露出一双低垂的眼帘，像一扇半掩的门。茶香在屋中弥漫开来，暖融融的，把寒意隔在了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