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汝霖倒台的消息传到北疆时，龙源正值初春。
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但城外的军屯区已是一片繁忙景象。新翻的黑土在阳光下泛着油光，农人们正赶着牛马，将切好的土豆种薯埋入土中——这是第三年推广土豆种植了，北疆八县已有超过二十万亩田地改种此物，预计秋收可产粮近两千万斤，足以养活整个北疆的军民还有富余。
谭弘毅站在城墙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手中握着一份刚从京城送来的邸报。
邸报上只有短短几行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严汝霖，因病乞骸骨，上允之。次辅刘景明，年高致仕，赐金还乡。兵部武选司郎中刘秉德，调任云南……”
轻描淡写，却字字千钧。
一场席卷朝堂的清洗，就这样被粉饰成了正常的官员更替。
“陛下下手够快。”苏静姝站在他身侧，轻声道，“严党、刘党一系，三个月内换了十七个。如今朝中，再没人敢说你的不是了。”
谭弘毅将邸报折起，塞入袖中。
“不是不敢说，是说了没用。”他淡淡道，“陛下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北疆之事，谭弘毅说了算。谁再伸手，严汝霖就是下场。”
这话说得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事实也确是如此。
自刺杀风波后，皇帝对北疆的奏报几乎是有求必应。军饷？拨。铁料？准。扩编团练？允。甚至连谭弘毅提出要在北疆试行“农税折银”“匠籍改革”这种触及根本制度的建议，皇帝也只是回了一句：“卿可酌情试行，报朕知即可。”
这不是信任，这是托付。
整个北疆，从军事到民政，从赋税到人事，谭弘毅一句话，比圣旨还管用。
三月中，北疆八县联席会议在龙源召开。
与会的除了龙源、清平、固安这三县老班底，还有北安、怀朔、云中、朔方、定襄五县的主官。这五个县，过去半年里陆续接受了龙源的土豆种薯、农具图纸、团练操典，如今已是“龙源模式”的忠实拥趸。
会议在县衙正堂举行。没有繁文缛节，谭弘毅开场就直接摊开数据：
“去岁北疆八县，总产粮折粟米三百二十万石，比三年前翻了三倍。其中土豆占四成。”
“边市全年税收十八万两，除去军费开支，结余六万两，已按比例拨付各县，用于水利、学堂、医馆建设。”
“八县团练总兵力已达六千，其中火器兵一千二百人。”
数字冰冷，却最有说服力。
北安县令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进士，闻言激动得胡须直颤：“谭大人，下官在北安二十年，从未见过百姓能吃饱饭、县库有盈余的日子！龙源之法，真乃救世良方！”
怀朔卫指挥使则更关心军事：“大人，咱们怀朔的团练按您的法子练了半年，如今也能拉硬弓、使火铳了！下次北羯再来，定叫他有来无回！”
谭弘毅抬手，全场安静。
“今日召集诸位，是要定下北疆未来三年的章程。”
他展开一幅巨大的北疆舆图，上面用朱笔勾画出纵横交错的线条。
“第一，修路。”谭弘毅的竹鞭点在图上，“以龙源为中心，修建三条主干道：东线至北安，西线至怀朔，南线至府城。路宽两丈，夯土为基，沿途设驿站、烽燧。路通则商通，商通则民富。”
“第二，扩屯。”竹鞭移到河套地区，“阴山以南，黄河以北，有沃野千里，如今被北羯零星部落占据。今年起，各县城堡前推，步步为营，垦荒屯田。每占一地，则军民共守，三年成邑，五年成县。”
“第三，整军。”谭弘毅看向在座的武将，“八县团练，统一编为‘北疆镇守军’。分三营：龙源营、清平营、怀朔营。每营两千人，火器配备不低于三成。训练、粮饷、器械，皆由龙源总署统一调配。”
三条章程，条条都是大手笔。
修路要钱，扩屯要兵，整军更要钱要粮。
但在座无人反对。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谭大人说得出，就做得到。他说修路，边市的银子就会变成青石和民夫；他说扩屯，土豆和曲辕犁就会运到最前线；他说整军，火铳和火炮就会装备到每一个士兵手中。
会议从清晨开到黄昏。结束时，八县主官各自领了任务、拿了文书，没有一句废话，连夜赶回本县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