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十三年七月，龙源县的夏夜仍带着北地特有的凉意。
县衙后宅的书房里，两盏油灯并排亮着，将伏案工作的两个身影投在窗纸上。
苏静姝到龙源已一月有余。
这一月里，龙源县衙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文书档案。
从前县衙的公文往来、钱粮账目、户籍田册，虽也有归档，却杂乱无章。石柱虽尽心，毕竟年轻，又兼军务、政务一肩挑，难免疏漏。
苏静姝来的第三天，便带着两个识字的丫鬟秋月和冬雪，一头扎进县衙的文书房。
整整五日，她们将积攒数年的公文重新分类、编号、装订成册。设立“军政”“民政”“钱粮”“匠作”“外联”五大类，每类下再分细目。重要公文誊抄副本，紧要密件单独设柜，加锁封存。
“公文流转，须有签收记录。”苏静姝定下新规，“谁经办，谁签押；何时收，何时发；办结时限，逾期追责。”
她还设计了一套简易的“票拟”流程：下级呈文，先由对应房吏提出初步意见（“票”），再送主官（谭弘毅）裁定（“拟”），最后发还执行。重要事项需多人会签。
起初，县衙那些老吏颇不习惯，觉得繁琐。但试行半月后，所有人都感到了便利——公文不再遗失延误，责任清晰可查，办事效率反而提高了。
“夫人这一套，比府城的规矩还严谨。”县衙老书吏赵伯私下对石柱感慨，“到底是书香门第出来的，不一样。”
其次是内务民生。
苏静姝发现，龙源战后重建，青壮多在军屯、匠作院或修筑工事，许多妇女却闲置在家，靠县衙救济过活。
她走访了几户军属，看到那些妇人一边照顾老小，一边对着空空的纺车发愁。
“北疆寒冷，将士需冬衣；百姓过冬，需棉被。”苏静姝对谭弘毅说，“与其从南方千里运布，不如就地组织妇女纺织。”
三日后，“龙源妇孺堂”在城西一座修缮过的旧庙挂牌。
苏静姝亲自出面，招募了三十余名会纺线织布的妇人，由县衙提供纺车、织机、棉花。按件计酬，织一匹布给一升米，织得好另有赏钱。
她还将京城流行的“分工作业”法引入：有人专纺线，有人专织布，有人专染色，有人专缝纫。效率比个人单干高出数倍。
第一批粗布出来，虽不及江南细布精美，却厚实耐用。苏静姝让人赶制了五百套冬衣，送到军营试穿，将士们交口称赞。
“夫人这法子好！”韩猛试穿新棉袄，乐得合不拢嘴，“往年冬天，兄弟们冻得直哆嗦。今年可算有件像样的冬衣了。”
消息传开，更多妇人前来报名。不到一月，“妇孺堂”扩展至百人，还增设了“识字班”，由沈均的妻子周氏（一位落第秀才的女儿）教妇人认字、算数。
“女子识字，可管家计，可教子女，可明事理。”苏静姝对谭弘毅解释，“北疆要长久安定，须从教化妇孺始。”
谭弘毅深以为然。
再者是族学扩建。
龙源原有“谭氏族学”，是谭弘毅初到时为谭家子弟和少数本地孩童所设，规模不大，只教《三字经》《千字文》和基础算学。
苏静姝来后，亲自去族学看了几次，与教书先生（一位战乱中流落北疆的老秀才）长谈。
“夫君欲固北疆，不能只靠刀兵。”她对谭弘毅说，“需有本土人才，需有教化根基。族学太小，当扩为蒙学堂，广纳良才。”
她拿出自己的嫁妆银子五百两，又说服谭弘毅从县衙公账拨出八百两，在城东择地十亩，兴建“龙源蒙学堂”。
学堂分三院：
蒙院，收六至十二岁孩童，教识字、算学、北疆风物志；
实院，收十二至十六岁少年，由沈均等人教授基础格物、几何、测绘、农桑之学；
武院，收有志从军者，由韩猛等军官教授武艺、兵法和火器操典。
“不专攻科举，而重实务。”苏静姝定下学规，“学成者，可入匠作院为工匠，可入县衙为书吏，可从军为军官，亦可返乡兴农工商。”
这理念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但在北疆这片务实求存之地，却得到了广泛响应。
消息传出，不仅龙源本地百姓争相送子弟入学，连清平、固安乃至更远州县，也有士绅派人来打听。
“谭夫人这是要开北疆新学风啊。”清平县丞孙有道来访时感慨，“若真能成，十年之后，北疆人才辈出，何惧北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