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来接陈衡的吉普车停在厂门口。
不是红星厂那辆破吉普——那辆车的排气管用铁丝绑了三回，大刘每次修完都说“再跑两万公里没问题”，然后不到两千公里就又趴窝。
这回来的是省国防工办派的军用吉普，车身上的绿漆还很新，帆布车篷绷得紧紧的，轮胎上连泥点子都没有。
司机是个年轻的勤务兵，二十出头，腰间扎着武装带，正用鸡毛掸子掸挡风玻璃上的霜。他掸得很仔细，连雨刮器底下那条缝都没放过。这勤快劲儿一看就是刚从部队下来没多久，还没被磨油。
陈衡拎着那只帆布箱子走出家门。箱子不重，衣服加工具加孙振华给的那个黑皮本子，撑死二十来斤。但箱角的铁皮磕着腿，走起来叮当响。
陈德厚站在院门口。
他穿的还是那件旧军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这人一辈子扣子都扣到最上面，夏天也不例外。陈衡小时候问过为什么，他说部队的规矩。陈衡后来才知道，退伍都二十多年了，没人管他扣不扣。
他没有跟着往厂门口送。
陈衡走出院门的时候，他伸手把棉袄的领子翻好。手指在领口处停了不到一秒。那件棉袄是他花了半个月退休工资找杨家嫂子做的，六斤新棉花，针脚密得能防水。
他的手指碰到领口的布料，确认领子没有窝进去，然后收回手，垂在身侧。
陈衡回头看了他一眼。
父亲站在院门口的槐树下。槐树的叶子落光了，枝干光秃秃地在头顶交错。清早的光从枝杈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地。
陈德厚没有说话，也没有挥手。他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垂在裤线的位置，站姿挺拔，跟站军姿一样。
陈衡转回头，往厂门口走。
路不长。从家属区到厂门口，平时走路七八分钟。今天他走得慢了些，不是刻意的，是路上不断有人。
食堂周师傅系着围裙站在食堂门口。手里还攥着一把大勺，勺底朝上，油都没擦。他看见陈衡，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把大勺往围裙上蹭了两下，又攥回去了。
机加车间的赵师傅站在车间门口。
陈衡看见他旁边的东西时愣了一下——那台C618车床，赵师傅把它推到门口来了。
一千二百多公斤的车床，从车间里面推到门口，少说要三四个人。床身上的机油还没擦干净，说明推出来的时间不长，估计天没亮就开始干了。
赵师傅靠在车床旁边，棉纱搭在肩膀上，一手搭在床头箱上。他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喊什么。
车床的铭牌在晨光里反着一点亮——“C618型普通车床，沈阳第一机床厂，1958年”。
工作台面上，那枚“炮”字徽章还搁在原位。
弹药车间的几个老师傅站在工房外面的土堤上，远远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个老师傅大概是刚从装药台上下来，手上还套着防静电指套，挥完手才发现，低头扯了半天没扯下来。旁边的人帮他扯，两个人在土堤上扯成一团，远看有点滑稽。
陈衡没笑。他心里算了一下，这几个老师傅平时早上六点半到岗，弹药车间的规矩是进车间先换防静电服，流程走完最少二十分钟。他们现在站在外面，说明今天提前到了，换了衣服又出来的。
厂门口站了将近一百号人。
刘厂长、孙振华、老周、大刘、小李、小王、孙建国、老郑，还有八个专业组的骨干、临时抽调过的装配工、保卫科的人、锅炉房的老翟头。
没有人组织。没有横幅。没有小红旗。更没有谁拿个铁皮喇叭喊“欢送陈衡同志赴京履新”之类的话。
大家就是站在那里，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袖口上沾着机油或者铁屑，在冬天的早晨呼出一团一团的白汽。
老翟头站在最角落，手里攥着一截铁丝，也不知道是从哪顺来的，拧来拧去。这老头锅炉烧了一辈子，手上不拿点东西就不自在。
大刘站在小李旁边，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看见陈衡过来，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想说什么，旁边小李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大刘把烟又叼回去了，咬着烟嘴翻了个白眼，意思是——行，我不说了。
小李自己的眼眶红了一圈。他使劲眨了两下眼，把脸扭到一边去，对着传达室的墙吸了两下鼻子。
陈衡走到厂门口时，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没人挤，没人推。一百号人站的位置不规则，但让出来的这条路笔直，从厂门口到公告栏，刚好够一个人走。
他走到公告栏前面。
上面还贴着“铁骑”项目鉴定书的复印件和一百四十七名参研参试人员的名单。纸张被风吹日晒得发黄了，角上翘起来，有人用图钉重新摁过，摁了四颗，四个角都摁得很正。
名单上的字还能看清。
第一行是孙振华，总工程师。最后一行是锅炉房的老翟头——当时烧锅炉保障车间供暖，也算参试人员，名字是刘厂长亲自加上去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一百四十七个名字。
陈衡的名字在第三行。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过身，面对人群。
刘厂长从人群里走出来。他今天穿的是那件过年才穿的蓝呢中山装，扣子也扣到了最上面，领口有点紧，脖子上勒出一道红印子。
他和陈衡握手。手劲还是那么大，握得陈衡手指发麻。但这一次他没有握很久，用力攥了一下就松开了。
“到了北京好好干。”
四个字说得很平。
陈衡注意到他松开手之后，那只手握成了拳头，垂在裤腿旁边。握了好几秒才松开。
孙振华站在刘厂长后面，没上前。他两手背在身后，下巴微微抬着，从镜片上方看陈衡。眼神很平静。该说的话昨天在总工办都说完了，他不是说两遍的人。
但他对陈衡点了一下头。幅度很小，只有对面的人能看到。
陈衡回了一下。
老周站得最远。
在人群最外围，靠着厂门口传达室的墙壁。他没有挤到前面来。
手里空空的。那只做了三十多年火工品的手垂在裤腿旁边，手指微微蜷着。他的搪瓷缸不在手上——这是陈衡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见老周手里没有那个搪瓷缸。
陈衡在人群里找了他一圈，最后在传达室那面墙根下找到的。他走过去。
搪瓷缸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搁着。老周刚才顺手放那儿的，里面还有小半缸茶水。
陈衡把搪瓷缸拿起来，递给他。
老周接过去。
点了点头。
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他把搪瓷缸握在手里，缸壁上还有茶水的余温。
陈衡想说点什么。他在心里过了几句话，没有一句觉得合适。他和老周之间的东西不需要拿话来说——迫击炮项目的每一发弹，老周亲手装药，亲手检测，连底火的装配顺序都是两个人一块儿定的。
他拍了一下老周的胳膊。
老周的胳膊硬邦邦的，六十多岁的人了，肌肉还是紧的，常年跟炸药打交道的人，胳膊不敢松。
孙建国把帆布箱子装进吉普车后备箱。他没有直接塞进去，先在后备箱底板上铺了一块军用雨披，再把箱子放上去。然后检查了一遍轮胎气压，蹲下来看了看底盘，绕到前面打开引擎盖看了一眼水箱，又绕回来查了油箱。
勤务兵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大概没见过有人坐车之前先给车做一遍全身检查。
孙建国做完这些，把陈衡的资料箱放在后座上，用安全带系好。系了两道，怕路上颠散了。
他走到陈衡跟前，声音压得很低。
“你的新住处地址我已经发给你北京的安保负责人了。姓冯，叫冯国强。他会在车站接你。这人是方处长的老部下，靠得住。”
“好。”
“到了之后给厂里保卫科打个电话，报平安。”
“好。”
孙建国又看了他两秒。他这人不会说软话，嘴上永远是公事公办的口气。但他拍了拍车顶——拍了两下，第二下比第一下重——然后转身走进人群里，没有回头。
陈衡拉开车门。
一只脚踏上脚踏板。
他停了一下。
脚已经踩上去了，手也抓着车门框了，身体的重心已经在往车里移了。
他把脚收回来。
转过身，面对着厂门口所有的人。
一百号人。蓝的灰的工作服。机油味、铁屑味、煤灰味、搪瓷缸里的茶叶味。呼出来的白汽混在一起，在冬天早晨的空气里散得很慢。
陈衡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他弯腰的时候，上衣口袋里那堆东西撞在一起——贺老的奖章、孟上尉的编号牌、老周的计算尺、父亲的劳模奖章、刘厂长给的003号工牌、方处长的公安徽章。金属碰金属，响了一串细碎的声音。
他直起腰。
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喊口号。
大刘把嘴里那根没点的烟取下来，捏在手里，捏扁了。
小李没忍住，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旁边老郑斜了他一眼，小李把胳膊放下来，吸了吸鼻子，使劲挺了挺腰板。
陈衡转身上车，没有再回头。
车门关上。
勤务兵发动引擎，吉普车缓缓驶动。
陈衡坐在后座上，没有刻意去看后视镜。但后视镜就在那里，他的眼睛避不开。
厂门口的景象在镜子里一点一点缩小。
那些蓝色和灰色的身影还站在原地，没有散。老周靠在传达室墙上，搪瓷缸握在手里。大刘举起一只手停在半空中，举了很久，没放下来。小李往前跑了两步，又停住了，站在路中间，手插在工作服口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赵师傅还站在C618旁边。
车子拐过铆焊车间的墙角。
厂门口的一切都没了。后视镜里只剩下灰蒙蒙的晨雾和厂区围墙的红砖。
陈衡把目光从后视镜上移开。
勤务兵从前面瞄了他一眼，斟酌了一下措辞。
“同志，咱直接去省城火车站？”
“去。”
“到省城大概两个半小时，路上有个道班检查站，要停一下看通行证。您要是困了可以眯一会儿，我开车稳当。”
“不困。”
勤务兵没再说话了。
陈衡把手伸进口袋。那堆东西挤在一起，手指头进去得拨拉两下才能找到想摸的那个。他摸到了003号工牌。铁皮被体温焐了一路，温热的，边角有一个小豁口，是当初冲压的时候留下的毛刺，他一直没去锉。
他把工牌攥在手心里。
吉普车驶出厂区，上了公路。路面不算好，车轮碾过坑洼处颠了两下，后座上的资料箱跟着晃，安全带勒着箱子吱嘎响。
窗外的景色开始变了。厂区周围的家属楼、煤场、水塔往后退去，换成了大片大片的农田。冬天的田里没什么颜色，灰黄的土地翻过一遍，犁沟还没化冻，硬邦邦地排列着。
但仔细看，犁沟之间的地皮上冒出了一层东西。
冬小麦。
嫩芽从冻土里拱出来，贴着地面，矮得不留神根本看不见。颜色是那种刚冒头的绿，浅得发黄，薄薄一层，铺在灰黄的田地上。
陈衡看着窗外那些麦苗，手里攥着工牌，什么都没想。
车子往省城开。路越来越宽，车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