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吃了三个包子，一碗稀饭。
陈德厚吃了四个。
父子俩坐在食堂角落，谁也没说话。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厚馅少，但热乎。这年头能在食堂吃到猪肉馅的包子，已经算厂里难得的好伙食了。
吃完饭，陈德厚去了车间。
陈衡说今天身体还有点乏，想在家歇半天。
陈德厚看了他一眼，没多问，点点头走了。
这一眼里有审视，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克制。陈德厚不是看不出儿子有事，只是不习惯追着问。他的办法一向笨拙：先问一句，给人留个开口的地方；对方不说，他便不逼，只在旁边多留一只眼睛。
陈衡回到家，反锁了门。
把枕头下面的笔记本抽出来。翻到第八行那个问号的后面，空了两行。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盯着那张空白页，整整坐了十五分钟。
不是在发呆。
是在做一道选择题。
前世的他，被一辆两吨重的货车撞翻在哈尔滨的路边。
躺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地面上，看着一个人走过来。不慌不忙，蹲下身，从他手里抽走了装着核心方案的公文包。
他什么都做不了。七分钟。整整七分钟，他躺在雪地里，等救护车。
那七分钟里，他最先惦记的是公文包和方案，后来只能一遍遍数自己的心跳。
真正意识到另一件事，是他从ICU醒来以后。
从货车撞过来，到那个人弯腰拿走公文包，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够形成威慑、为自己争取时间的东西。哪怕口袋里真有一把水果刀，也未必改变得了那次结果。
可“没有胜算”和“毫无还手之力”，终究不是一回事。
后来，押运车里一声爆炸。那次连七分钟都没给他。
一个为国家设计了三型制式步枪的人，从头到尾，手无寸铁。
荒诞吗？荒诞。
但这就是现实。前世的他，和许多搞科研的人一样，总觉得武器是交给别人使用的东西，直到威胁先一步落到自己身上。
陈衡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三个字。
护身符。
笔画很重，几乎要透过纸背。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写得不像字，倒像在刻碑。
这三个字他想了很久。不是今天才想的，是从醒过来那天就开始想的。从他确认自己还活着——或者说，换了一种方式活着——的那一刻起，这个念头就像一根刺扎在脑子里。
拔不掉。
他把笔记本平放在膝盖上，翻到新的一页。
拿起那根铅笔。铅笔是红星厂发的，笔杆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已经磨得只剩“人民”两个字了。铅芯偏软，大概是2B的，画线条还行，标注尺寸会糊。
凑合用吧。
他开始画。
第一条线落下去的时候，手腕没有任何犹豫。
这不是灵感迸发，这是蓄谋已久。
一把枪的设计，从来不是从枪管开始的。
是从使用场景开始的。
谁用？不是战士。不是特工。是科研人员。是那些整天跟图纸、车床、实验数据打交道的人。他们不会有系统的射击训练，不会有专业的战术素养，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摸过枪。
但他们可能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成为靶子。
就像前世的他自己。
所以这把枪的第一要素不是火力，不是射程，不是穿透力。
是简单。
简单到一个从没碰过枪的工程师，在遇袭的瞬间，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掏枪、指向和开火。
两秒。
从确认危险到打出第一发，目标控制在两秒以内。这不是对使用者的承诺，而是他给设计设下的约束：不能增加多余步骤，不能要求人在惊恐中完成精细操作。
能少一步，就必须少一步。
多一秒都是奢侈。
铅笔在纸上移动。线条干净利落，没有一根多余的。
枪型轮廓逐渐成形——很小。
比他熟悉的国内常见制式手枪都要小上一圈。全长不超过一百三十毫米。全重控制在四百克以内。
候选口径——他写下一个数字：5.8毫米。
这个口径在这个年代的国内还没有现成体系。陈衡记得前世积累下来的弹道和终点效能数据，但记得不等于现在就能造出来。弹药来源、膛压匹配、材料强度和加工能力，全都要重新验证。
于是他在数字旁边补了两个字：候选。
他继续画。
枪管短，自由枪机原理，内置击针。省掉一切不必要的零件。
没有外置保险——采用握把保险加扳机保险的双保险设计。目标是在非射击状态下尽可能降低误击发风险，同时把危急时刻的操作压缩到最少。
他不打算在这把枪上炫技。
任何复杂的机构都意味着多一个故障点，多一秒操作时间，多一分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可能性。而这把枪的使用者，承受不起任何“掉链子”。
弹匣容量：6发。
不多。但够了。
这不是让人去打仗的武器。六发子弹的意义是：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一个呼救的窗口，一个“老子不是砧板上的肉”的底气。
能不能活下来，看天。
但至少，不是赤手空拳地看天。
陈衡画完弹匣轮廓，在旁边标注了一串数字。
然后停了一下。
窗外有阳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是七月上午柔和的散射光，透过没擦干净的玻璃洒进来，落在笔记本的纸面上，把那些铅笔线条照得微微发亮。
他看着那张草图。
很粗糙。线条不够精确，比例有偏差，标注的尺寸还需要反复验算。以他前世的标准，这只能算一张概念速写，离真正的工程图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那个轮廓是对的。
那个方向是对的。
他见过太多人的死法。前世那些年，军工系统里不是没出过事。有人死于实验事故，有人死于交通意外——后来查出来不是意外——还有人，死在毫无防备的角落里。
每一次，事后的调查报告都会写上一句：“应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然后呢？
加强了吗？加强到什么程度？
陈衡不想去评价那些报告。
他只想做一件事：设计出一种能够经过组织审批、配发给高风险科研人员的自卫武器。
不指望它能挡住一个训练有素的暗杀小队。
只要它能在最关键的那几秒里，让持有者不至于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他又低下头，开始画第二张图。
这一张是剖面图。展示内部机构的结构关系。自由枪机后坐到位、抽壳、抛壳、复进簧推枪机复位、推弹入膛——整个循环用最少的零件实现。
零件数量：他初步估算，不超过二十七个。
少即是多。这把枪不需要打一百米，它只需要让没经过系统训练的科研人员在十米之内形成有效威慑，迫使对方停止逼近，或者至少为撤离和呼救争取几秒钟。
他画得很快。
手腕稳，呼吸匀。这是他最熟悉的状态——比睡觉还熟悉。前世在实验室里，他可以保持这种状态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代价是胃出血三次，颈椎病挂了专家号排了半年。
现在这具十六岁的身体还没有那些旧伤旧病，但昨夜只睡了四十四分钟，眼底的涩痛和发沉的太阳穴都在提醒他：这副身体同样经不起无休止的透支。
剖面图画完，他翻过一页。
第三张图：握把角度与人机工程。
这是他最较真的部分。握把角度决定了指向性，指向性决定了一个没受过训练的人，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抬手就能大致指向目标。
他暂定的握把与枪管轴线夹角是一百一十度。
这个角度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前世做过系统的人机工程实验，样本量超过三百人，包括文职人员、科研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最终数据显示，未经训练人群的自然持握指向最优角度区间在一百零八到一百一十二度之间。
一百一十度，正中间。
他在图上标注完角度数据，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
“握把表面需做防滑处理。建议纹路深度0.3mm，间距1.5mm。”
因为手会出汗。
恐惧的时候，人的手掌会大量出汗。如果握把太光滑，枪会从手里滑出去。到时候蹲在地上捡枪的那个人，大概率不会有机会站起来了。
这种细节，书本上不会教你。
窗外传来小孩子跑过的笑声。
陈衡没抬头。
他在第三张图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备注：
“此物不为杀人。为保命。”
写完这行字，他把铅笔放下来。十根手指微微发酸——这具身体的肌肉力量还是不够，握笔超过四十分钟就会疲劳。
他活动了一下手指，看着面前三张图。
概念图、剖面图、人机工程图。三张纸，大约占了笔记本六页的空间。
很粗糙。
但这是一颗种子。
一颗前世他没来得及种下的种子。
前世的陈衡是搞大家伙的——步枪、机枪、车载武器系统。“护身符”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存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立项的机会。军工系统的资源有限，每一个型号都要排队，要论证，要审批。一把小小的自卫手枪，在那些动辄几十亿的重点型号面前，排不上号。
然后他就死了。
死在押运车的爆炸里。同样手无寸铁。
陈衡把笔记本合上。
封面上印着“红星机械厂”的厂标和“工作手册”四个字。里面的内容跟“工作”确实有关系，但只要被人看见，他就得去保卫科说明来源、动机和用途。
图纸是一回事，动用材料、设备和弹药又是另一回事。每一块钢料都有去处，每一台机床都有工时记录，每一发子弹都不可能凭空出现。
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向组织交代以前，草图只能是草图。
他没有再把笔记本放回枕头底下，而是用旧报纸包好，塞进床板内侧那道松动的夹层里，又将木条压回原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阳光打在脸上，微微发烫。楼下有人在晾衣服，白色的床单在风里鼓荡。远处是厂区的烟囱，正吐出灰白色的烟。更远的地方，是连绵的青山。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
一切看上去很平静。
但平静不平静，他比谁都有数。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铅笔，在指间转了两圈。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只剩“人民”。
陈衡收回目光，转身走向门口。
下午还得去库房。C616的尾座精度问题还没解决，那是明面上的活，得干。
“护身符”的事不能带进厂区，更不能在设备和材料上留下痕迹。从今晚起，只能等夜深关起门来，继续做纸面推演。
白天搞车床，晚上画手枪。
两条线并行。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他拉开门，走进走廊。
脚步稳当，表情平淡，和这栋筒子楼里任何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没有区别。
经过楼梯口那扇窗户时，他的目光扫过楼下——三秒，记住了所有人的位置、方向和步态。
然后继续往前走。
床板夹层里的笔记本中，三张草图安静地躺着。
等着夜晚。
等着它们的主人带着更多的计算和更细的线条回来。
第一张草图上，“护身符”三个字沉在铅笔线条的起点。
字迹很重。
重到纸的背面都能摸出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