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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民国旧影文里的痴心大小姐20

    亨利收到那封电报的时候,上海正下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冷雨。

    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天空低垂,灰蒙蒙的云层压在城市上空,把法租界那些红瓦屋顶和梧桐树都罩在一片潮湿的黯淡里。

    他站在客厅窗前,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已经看了很久。

    电报是今早送到公寓的,法国来的,一共只有几行字,他已经反复读了不下十遍。

    窗玻璃上凝了一层水雾,外面的街景模糊成一片灰蒙蒙的影子。

    他的背影比平时僵硬了许多,肩膀微微绷着,像一根拉到极限的琴弦,随时可能断裂。

    他握着电报的那只手垂在身侧,指节泛白,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出了几道细密的褶皱。

    林观潮从卧室出来时,看到他那个姿势,就知道有事发生了。

    她穿着一件家常的素色旗袍,外面披了一件薄开衫,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走到客厅中央,停住了脚步,目光落在他手里的那张电报纸上。

    “怎么了?”

    亨利没有立刻回答。

    他又站了几秒钟,像是在积蓄某种力量,然后才转过身来。

    他的脸上表情很复杂,混合着焦急、忧虑,还有一种她从未在他眼中见过的无力感。那种无力感不是沮丧,不是颓唐,而是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时,那种深深的、沉默的认命。

    “法国来的电报。”他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不少,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父亲病了。很重。家里的产业也出了问题。欧洲的局势你比我清楚,生意撑不住了。我必须回去。”

    林观潮没有说话。

    她站在客厅中央,安静地听他说完,然后点了点头。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讶,没有慌张,没有不舍。

    她只是点了点头,像一个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消息的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亨利看着她那张平静得过分的脸,忽然觉得一阵心口发堵。

    他放下电报,走到她面前,低下头看着她,蓝眼睛里翻涌着太多的情绪——焦虑、不甘、担忧、不舍,还有一些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些情绪像海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拍打着他胸腔的内壁,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你跟我走。”

    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不是请求,更像是一句试图让自己相信的陈述。

    他顿了顿,又开口了,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像是怕自己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甚至想过,把你药晕了直接带上船。等你醒了,船已经开出吴淞口了。你不会留在这里,林观潮,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紧紧地锁着她。

    他希望能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动摇、一丝犹豫、一丝不舍,任何可以被他说服的空间。

    他希望能看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迟疑,一丝对他的留恋,一丝对“跟他走”这个选项的考虑。

    哪怕只有一秒钟,哪怕只有一丝微弱的闪烁,他都会抓住它,用它来说服自己继续争取。

    但他没有看到。

    林观潮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泓深秋的湖水。没有波澜,没有涟漪,没有一丝被他的话搅动的痕迹。

    她没有躲闪,没有退缩,没有因为他的话而生出半分动摇。

    她只是那样安静地回望着他,目光里甚至带着一丝歉意。

    但绝不是他要的那种。

    那种歉意不是“我舍不得你走”,而是“对不起,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不能答应你”。这两种歉意之间,隔着一条她永远不会跨越的界线。

    亨利在那双眼睛里读懂了一切。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认命。他垂下肩膀,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做。”他说,“我刚才说了,我只是想过。”

    林观潮垂下眼睛,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来:“亨利,你知道我走不了。”

    亨利看着她,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客厅里的座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在他们之间缓慢地流淌过去,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把他们带向不同的方向。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要被雨声淹没:

    “你对他,也这样吗?”

    他没有说“他”是谁。但他知道她知道。

    林观潮没有回答。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她想说的是,那和亨利想的并不一样。他是她理想道路上的引路人。他们是战友和同志,是灵魂上的志同道合,但那并非爱情。

    但此时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利于亨利斩断对她的念想。

    亨利看着她的沉默,心里那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知道了。

    他没有再追问。

    他转过身,走回窗前,背对着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雨幕,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雨水顺着玻璃滑下来,像无数条透明的泪痕。他的倒影映在潮湿的玻璃上,模糊而遥远,像一幅正在被雨水冲刷掉的水彩画。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亨利要走的消息,在他们共同认识的圈子里传开了。

    有人来问他:“林小姐跟你一起走吗?”

    亨利笑着摇了摇头,说她不走,她喜欢上海,她要留下来写她的文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轻松而自然,像一个纵容未婚妻任性决定的宽容男人,带着几分无奈,几分宠溺,仿佛他只是在迁就一个小女孩的任性。

    没有人怀疑什么。谁会怀疑呢?一个法国商人,一个中国女友,女方不愿意离开上海,男方只好一个人回国,这种事情在上海滩太常见了,常见到不值得任何人多看一眼。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次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胸口都像被什么东西钝钝地割了一下。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参加了法租界领事馆附属的一个小型晚宴。

    这是林观潮提出的主意。

    “亨利,”她在出发前两天对他说,“你走了之后,我不能让人怀疑我为什么留下来。我们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所有人觉得‘她是因为没脸留下才不得不留’的理由。”

    亨利看着她,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看着她平静地陈述这个计划,像一个导演在安排一幕戏的走位。她的语气里没有伤感,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冷静的、近乎冷酷的清晰。

    他的胸口收缩了一下,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你想让我演一场戏。”

    “是我们要演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