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把这个角色藏起来，藏在那辆蓝色货车的驾驶室里，藏在那些送货路过的瞬间里，藏在那些远远看着学校门口的目光后面。
但有一件事他没想到——王秀兰的丈夫发现了。
他不知道是怎么发现的，也许是那些太频繁的“家长沟通”，也许是某一次他站在学校门口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某种丈夫特有的、无法解释的直觉。
总之，那个男人知道了。
“他来找过我。”
张永福的声音开始发抖了，“在学校门口堵了我，当着很多人的面骂我，说我不要脸，说我老牛吃嫩草，说他不怕丢人，要报警抓我。我……我就走了。我以为走了就没事了。”
走了就没事了。
但他走了之后，事情没有结束。
王秀兰的丈夫没有报警，但他把事情闹大了。
他去学校找了校长，说有个学生家长骚扰他老婆，要求学校出面处理。
校长找王秀兰谈话，王秀兰说她什么都不知道，那些所谓的“骚扰”都是她丈夫自己想的。
但这件事还是传开了。
老师们在背后议论，学生家长也开始指指点点，有人看见张永福的货车停在学校门口，就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在那个铁城的冬天，在那个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社交媒体是什么东西的年代，这样的事情靠的是电话、短信、面对面的口口相传，像病毒一样在县城和周边几个乡镇的熟人网络里蔓延，不快，但覆盖面极广。
张永福的老婆知道了。
他儿子也知道了。
儿子从学校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不说话，不吃饭。张永福端着一碗面站在门口，敲了好几次门，里面没有声音。
“他恨我了。”
张永福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突然变了。
之前的沙哑、低沉、吞吞吐吐，在这一刻变成了一种更尖锐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来的声音，
“我儿子恨我了。他一个月没跟我说话。我老婆也不理我，饭也不给我做，衣服也不给我洗。我一个人睡在货车的驾驶室里，外面下着雪，冷得要命，我把发动机打着，开暖风，开一会儿，关了，冷醒了，再打着，再开一会儿。那样过了一个多礼拜。一个多礼拜。”
他双手捂住了脸，手铐的链条碰在额头上，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响。
他没有哭，只是捂着脸，肩膀在轻轻地、一下一下地颤抖着，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在最后几秒钟的运转。
他不是在哭，他是在回忆。
回忆那个冬天，那辆货车的驾驶室里，那个缩在座椅上打着暖风又关掉、关掉又打着的、被所有人抛弃了的中年男人。
王秀兰在某个下午来找他。
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是来解释的。
她说他丈夫有病，疑心病重，让他别往心里去，她还说儿子的成绩最近下滑了，让他多督促督促。
她坐在货车副驾驶上，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头发散着，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干裂了几道口子，说话的时候呼出的白气在驾驶室里弥漫开来，模糊了她半张脸。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一个老师在跟一个学生家长谈一件很正常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但张永福没有在听。
他看着她的脸，看着她说话时嘴唇一张一合的样子，看着她鼻子呼出的白气在方向盘上方散开又聚拢，看着她眼角那道新长出来的、还不算太深的皱纹。
他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经历的一切——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老婆的白眼，儿子的沉默，驾驶室里一个多星期的寒冷和孤独。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如果不是她，他不会把车一次次开到学校门口，不会被人拍到发到网上，不会丢了脸，不会失去家人的信任。
他恨她吗？
不，他不恨她。
他恨的是自己，恨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他不知道该把这股恨意放在哪里，只能让它像一锅烧开的水一样在心里翻涌着，冒着泡，往外溢，烫伤了他自己，也烫伤了别人。
悲剧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
张永福开着货车拉了一车水泥去下河县的工地，卸完货，空车回来。
经过省道247线的一个岔路口时，他看到了王秀兰。
她骑着那辆电动车，红色的羽绒服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格外扎眼，远远地就能看到，像一团在风中飘着的火。
她在岔路口停下来，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车过去，也许是在看手机。张永福把车停在了路边，没有熄火。
他在驾驶室里坐了一会儿，看着那团红色的火在岔路口忽明忽暗地烧着。
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在想什么，他说他什么也没想。他就那么看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下了车。
他不知道自己是走过去的，还是跑过去的，他只记得自己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全是惊讶，没有恐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的拳头就落在了她的太阳穴上。
一拳。
只有一拳。
她倒下去了，红色的羽绒服像一朵被风吹落了的花，落在了灰白色的水泥路面上。电动车也倒了，车轮还在转，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只被翻过来的甲虫在徒劳地挣扎。
张永福站在路边，低头看着倒在路面上的王秀兰。
风吹过来，吹动她羽绒服上的帽子，帽子上的毛边被风吹得竖了起来，像某种动物的耳朵。
他蹲下来，探了探她的鼻息。
没有了。
他又探了一遍，还是没有。
他把她抱起来，抱得很紧，像是在抱一个失而复得的东西，但已经太晚了。
她的身体还是软的，还有温度，但已经没有呼吸了。他把王秀兰抱上了货车，放在副驾驶座上，用安全带固定好，然后开着车走了。
他没有目的地，只是想离开那个岔路口，离开那团已经熄灭了的、再也不会亮起来的火。
他开到了那片杨树林里，停下车，在驾驶室里坐了很久，坐到天黑，坐到天亮，又坐到天黑。
他想过自首，但他想到了儿子。
儿子才十五岁，上高一，成绩不好，但很努力，墙上贴满了奖状，老师说他有希望考上大学。
如果爸爸是个杀人犯，儿子还能考上大学吗？
他把王秀兰的尸体处理了。
他没有什么专业的工具，也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他只是一个开货车的、手上有一些力气的、读过几年书的普通人。
他用的是备胎舱——那个他熟悉了六年的、从来没有人会去检查的、藏在车尾最不起眼角落里的备胎舱。
他把备胎卸下来，把尸体放进去，把备胎罩重新盖上，用那根铁丝别好。
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沿着省道247线跑了四趟，把那些他处理过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扔了出去。
每一趟，他都在那条路上开着车，经过那些他熟悉的路口、那些他知道没有监控的路段、那些路边有深沟和树林的地方，然后减速，扔出去，加速，继续开。
收音机还开着，在放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他听了大半辈子了，每一集都听过好多遍，但他还是一集一集地听着，像一条已经被走过无数遍的路，他还是在一遍一遍地走，每一步都踩在旧脚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