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是刘建国亲自来的。
赵志远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只手放在桌上，手指交叉着，拇指互相绕着圈。
灯光打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得惨白，眼窝下面的阴影深得像两团淤青。他没有抵抗，没有狡辩，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任何借口。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人是我害的”，第二句话是“但我没想让她死”。
刘建国问他要了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知道夹竹桃有毒吗？”他问。
赵志远说他不知道具体有多毒，只知道夹竹桃的汁液能让人不舒服。他在网上查过，说夹竹桃的毒是慢性的，少量摄入不会立刻致命，但长期摄入会损伤内脏。
他想要的是让她生病，让她虚弱，让她不得不停下来，从那个忙碌的、没有他的生活里停下来，住进医院，住进一个他可以去探望她的地方。
“你初中时候喜欢过一个人吗？”赵志远忽然抬起头，看着刘建国，问了一个跟案子毫无关系的问题。
刘建国没有回答，只是把烟灰弹在地上，等他继续说。
“我初中就喜欢她了，三十年了。她嫁了人，我没结婚，我不是找不到人结婚，我就是……放不下。”
他把自己缠在里面的东西——三十年的纠缠，三十年的放不下，三十年的执念拧成了一个死结，最后打成了一把刀，刀尖朝外，扎进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刀柄还在自己手里攥着，握得死死的，怎么都松不开。
赵志远的花店被查封了。
技术科的人在操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棕色的小玻璃瓶，瓶子里装着半瓶浑浊的液体，经检测是夹竹桃枝叶的提取物。
浓度不算高，但长期微量添加在花束的水分保持剂里，足以让每一束花都变成慢性的毒药。
他们还在抽屉最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衬衫，站在一堵红墙前面，笑得很灿烂。
照片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1991年，二中，陈丽华。”那是十八年前。
赵志远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整整十八年。
林月是在晚饭桌上听到这些的。
林建国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不大，语气也很平，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但他夹菜的时候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好几次，好几次都没夹住。
他低着头扒饭，扒了好几口，一粒米都没吃进去。
“爸，”林月放下筷子，“陈丽华会好吗？”
林建国抬起头看了女儿一眼，把筷子放下了。
“医院说发现得还算及时，毒素对心脏和肾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但命能保住。以后可能要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不能太累。”
能保住命，但身体已经坏了，不可逆的。
赵志远想要的不是她的命，但他用一种比取命更残忍的方式，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一道永远好不了的疤。
这道疤不会流血，不会发炎，不会在任何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来，但它就在那里，在每个她感到疲惫的夜晚，在每个她心脏莫名悸动的瞬间，提醒着她——有一个人用了半年的时间，一滴一滴地把毒液滴进了她的生活里，像水滴石穿，一滴一滴，直到把她穿透。
林建国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没有抽烟，就那么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空。
月亮被云挡住了，星星也看不到几颗，只有远处火车站的方向有一片橘黄色的光晕，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烧着。
林月从卧室里出来，走到阳台上，把那杯凉茶从他手里拿走了，换了一杯热的。
林建国低头看着手里冒热气的茶杯，抬起头看着她。
“月儿，你说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问。
“什么样？”
“明明喜欢一个人，喜欢的最后是害了她。”
林月想了想，从阳台上往下看，楼下没有人，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空荡荡的停车位上，像一块块发光的补丁。
风穿过光秃秃的杨树，发出细微的呜咽声。
她答了一句：“也许喜欢错了，就是这样的。”
林建国没有再说话，把那杯热茶捧在手心里，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林月站在他旁边，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没有松开。
第二天，林建国又去了花店。
不是去查封，是去补一个之前遗漏的程序。花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门口贴着一张白色的封条，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
隔壁文具店的老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他蹲在花店门口，从兜里掏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两口，然后掐灭了，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正准备走，目光落在了花店门口的台阶上。
台阶上放着一束花。
不是店里卖的那种，是野花。
一把小雏菊，用一根草绳扎着，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像是刚从野地里摘的。花束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被露水打湿了，字迹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清——五个字：“赵叔，谢谢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林建国蹲下来，把纸条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
他把纸条夹进笔记本里，把花束捡起来，放在了花店门口的台阶上。他不知道这束花是谁送的，也许是花店的哪个老顾客，也许是在这里打过工的哪个年轻人，也许是哪个受了赵志远恩惠却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的人。
他们在用自己仅有的方式，对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是告诉他：你做过的好事，我们也记得。
这个案子从发案到结案，用了不到一个礼拜，比胡丽丽案短，比王建国案更短。不是因为案情简单，而是因为赵志远没有抵抗。
从始至终，他没有说过一句“不是我”，没有推卸过一丝责任，甚至在警车开动的那一刻，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她不会死了吧”。
林建国在结案报告上写最后一行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好一会儿，墨水洇开了一个小小的圆点，像一颗凝固了的眼泪。
他看着那个圆点看了几秒，然后继续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当他把报告交给高远的时候，高远翻了翻，在最后一页签了名，合上文件夹，说了句“这个案子，写报告写得比办得还累”。
高远说得对。
有些案子，办的是一团乱麻，理清了就过去了；
有些案子，办完以后会在心里留一个疙瘩，摸着硬硬的，硌得慌，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化开。
赵志远的案子就是第二种。
它没有胡丽丽案那样复杂的人际网络，没有王建国案那样曲折的追凶过程，它简单、直接、干净利落地从一个毒字开始，到一个罪字结束。
但那把野花、那张纸条、那张褪色的照片、那句“我放不下”，像几根刺，扎在那些办过这个案子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