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林月帮母亲收拾了碗筷，林建国去阳台上站了一会儿。
他没抽烟，只是站在阳台上，手扶着栏杆，看着外面黑下来的天。
林月走到阳台门口，拉开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挤进来，带着春天特有的那种湿漉漉的泥土气味，和远处不知道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炝锅的味道，混在一起，拧成一股属于铁城夜晚的、说不出是什么但一闻就知道是铁城的气味。
“爸，”
她站在门口，“那个赵德胜，有没有说买家买那么多桶是用来干什么的？”
林建国转过身，阳台上的灯没开，客厅的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罩在一片阴影里。
“赵德胜说那个人告诉他，是拿来装化工原料的。”
装化工原料。
但那个人真的用它们来装了化工原料吗？
还是用来装了别的东西？
林月没有把这个疑问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林建国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在那个人的手里，这五十个桶，至少有一个被用来做了一件它不应该做的事情——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冻成了一个冰坨子。
“高队明天去查省城那些停车场、仓库、物流园的监控，”
林建国说，“那辆白色金杯面包车，车牌号赵德胜没记住，但高队说，只要它跑过省城的路，总会留下痕迹。”
总会留下痕迹。
这话是对的。
一辆车在一个城市里行驶，它的轨迹会被无数的摄像头记录下来——路口的交通监控、商场的安防摄像头、小区门口的停车记录、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抓拍。
这些记录像一张巨大的网，只要你知道怎么收网，总能网到你想找的那条鱼。
林月回到沙发上，翻开小本子，在新的一页写下了“赵德胜”三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线，写着“白色金杯面包车，铁城口音，40岁左右，中等身材”。
她合上本子，把它塞进枕头底下，关了台灯，躺下来。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那道白线从窗户延伸到门口，像一条通往未知方向的路，窄窄的，细细的，不知道通向哪里，但总归是通向某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林建国又去了省城。
这次他跟高远一起去的，两个人开那辆桑塔纳，天没亮就出发了。
林月醒来的时候，床头柜上又有一张纸条：“月儿，爸和高队去省城查监控，可能会在那边住一晚，你跟妈妈和奶奶在家，不用等爸。”
她看着那张纸条上“住一晚”三个字，铅笔的笔迹比昨天更重了，像是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不确定这个决定对不对，但还是写下来了。
她坐在床上，把纸条叠好，放进枕头底下。
那里已经有三样东西了——变形的大白兔奶糖、叠成方块的纸条、翻旧了的小本子。
三样东西，三个秘密。
她把它们放在一起，像是把三块拼图并排摆在桌上，等着它们自己连起来。
省城那边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
好的消息是，高远在一个物流园的监控里找到了那辆白色金杯面包车。
坏的消息是，车牌号被泥巴糊住了，看不清楚，只能看到“黑”字开头，后面几个数字被遮得严严实实。
好的消息是，他们追踪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它在去年十一月中旬多次出现在省城郊区的几个物流园和停车场附近。
坏的消息是，十一月下旬之后，这辆车就从监控画面里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车子消失了。
人被杀了。
货不见了。
桶被用来冻人了。
这些事都发生在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之间。
时间线越来越清晰，但凶手的面目依然模糊，像一个站在浓雾里的人，你能看到他的轮廓，但看不清他的脸。
林月把小本子翻开，在时间线那一页加了几个字。
她把本子合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铁城春天的天空总是这样，灰得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拧不干，也晒不透。
楼下有人在遛狗，一只黄色的土狗，尾巴翘得高高的，在路边的杨树下闻来闻去，狗绳在主人手里一松一紧，像是在放一个永远不会飞走的风筝。
母亲在厨房里喊她吃饭，声音穿过走廊，穿过客厅，穿过阳台的门缝，钻进她的耳朵里。
那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一盏灯，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亮了一下。
林月从阳台上走进来，关上阳台的门，拉上窗帘，把那片灰蒙蒙的天挡在了外面。
她坐到餐桌前，端起母亲盛好的米饭，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碗里，用筷子戳开，里面的肉汁流出来，渗进了米饭里，把白色的米饭染成了深褐色。
母亲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吃饭，自己也吃，吃得慢，时不时给她夹一筷子菜。
林月没有说话，她知道母亲在等她说话，但她没有话说。
她不能说省城的事，不能说王建国的事，不能说那辆白色金杯面包车的事。能说的话都太轻了，像肥皂泡，一出口就破了。
她埋头吃饭，把红烧肉的汤汁拌进米饭里，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