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开完会早点回来。”
她乖巧地说，然后用筷子把荷包蛋的蛋黄戳破，金黄色的蛋液流到面条上，她拌了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林建国吃完早饭，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协警制服，对着穿衣镜正了正帽子。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可能是昨天一天的跑动让他找到了一点当警察的感觉。
林月靠在卧室门框上看着父亲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值得记住——她的父亲，二十六岁，穿着第一套制服，准备去开人生中第一个案情分析会。
二十年后，当这个男人坐在病床上，用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的时候，她可以告诉他：爸，你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林建国走了之后，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林月在客厅里转了两圈，确认奶奶确实还没回来，然后做了一件她上辈子经常做的事情——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角，看着楼下的街道。
铁城的早晨是这个样子：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个裹着军大衣的老头拎着鸟笼走过，脚步匆匆的，像是在躲避什么。
对面楼顶上的烟囱冒着白烟，风一吹就散了。远处传来铲雪的声音，铁锹刮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一只野猫从垃圾箱里跳出来，叼着一根鱼骨头，飞快地消失在巷子深处。
林月等了十分钟，确认林建国不会半路折返之后，她从沙发上跳下来，走到家里的固定电话旁边。
那是一部老式的红色座机，按键上的数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但还能用。
她拿起听筒，犹豫了两秒钟，然后拨了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她记得很清楚，因为她上辈子打过无数次。不是因为她自己打过，而是因为她父亲的通讯录里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那个号码。
铁西派出所的值班室电话。
听筒里响了两声，被人接起来了：“铁西派出所。”
声音是王桂兰的。
林月把听筒贴在耳朵上，用她这辈子最甜、最无辜的声音说：“王姨，是我，林月。”
“哟，小丫头，你怎么打电话来了？你爸刚走。”
“王姨，我爸出门的时候把笔记本忘在家里了，就是那个黑皮的小本子，上面记了好多东西的。我奶奶还没回来，我能不能给他送过去呀？”
林月把声音压得小小的，带着一点哭腔，听起来像是一个害怕弄丢父亲东西的懂事孩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别跑，外头冷，你爸那个本子重要不？”
“挺重要的，他昨天在上面记了好多东西。”
“行，你在家等着，我找人去拿。”
林月挂了电话，嘴角弯了一下。
她不需要真的把笔记本送过去，她只需要一个理由，让王桂兰或者别的人在会议开始之前翻一翻那个本子。
因为那个本子上，她昨晚趁着林建国睡着之后，偷偷加了一行字。
很小的一行字，写在最后一页的角落里，用的是林建国的笔，她模仿了好几次才写像。
那行字写的是：“胡丽丽照片上的女人，眼睛上挑，棕色波浪卷，高领黑衣。”
这不是一个直接的线索，但足以让任何一个细心的人在看到照片的时候产生联想。
林月不确定今天市局的人会不会把那张照片带来，但她赌了一把——刘建国是那种会把所有物证带在身上反复看的人，他今天来开会，很可能带着那个证物袋。
她赌的就是这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林月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本翻烂了的童话书，但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她在等，等一个电话，或者等林建国回来告诉她会议的结果。
这种等待的感觉她很熟悉——上辈子她在无数个案子的关键节点上等待过，等待技术科的报告，等待嫌疑人的口供，等待某个线人的消息。
每一次等待都是煎熬，但她从来不让任何人看出来。
十点刚过，电话响了。
林月跳起来接起电话。
“月儿，”是林建国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那个本子的事儿王姨跟我说了，我找到了，没事儿，你不用担心。”
“爸，会开完了？”
“开完了。”
“他们说什么了？”林月的语气尽量保持平淡，像是在问父亲中午吃什么一样漫不经心。
林建国犹豫了一下。
他大概在想要不要跟六岁的女儿说这些，但最终他还是说了——也许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说话的对象，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下意识地把女儿当成了一个可以交流的人。
“市局的刘支队把案子定了性，胡丽丽失踪和徐志强被杀并案侦查。”
林建国压低声音，像是怕被人听到，“徐志强的足疗店被翻过之后，我们的人在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个U盘，技术科的人说里面有一些账目记录，好像是徐志强记的。”
“那个U盘很可能就是凶手要找的东西，但凶手没找到，或者找到了但不知道U盘里是什么，就扔了。”
林月握着听筒的手微微收紧了。
U盘。
原始时间线里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说，有，但从来没有被发现。
因为原始时间线的调查没有指向徐志强的足疗店，没有人去那里翻垃圾桶，U盘就会一直在那个垃圾袋的底部，被更多的垃圾覆盖，被收走，被填埋，永远消失。
但现在，它被发现了。
这是第一个因为调查节奏提前而出现的全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