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把身份证捡起来，看了看，然后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厂房里的冷空气通过鼻腔进入肺部，那种凛冽的刺激感让他整个人都清醒了几分。
他站起来，朝厂房方向看了一眼，市局刑侦的人还在里面忙活，拍照的拍照，取证的取证，没有人注意到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建国，你先上车，把暖风打开，别让孩子冻着。”
他说，“这个包的事，我先跟市局的人说，但你别跟任何人提你闺女的事儿。”
林建国愣了一下：“为什么？”
高远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你是新人，你不懂规矩。
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案发现场附近上厕所顺便发现了关键物证，这种事说出去，会让市局的人觉得铁西派出所的调查现场管理一塌糊涂。
但高远没有直接说出口，他只是拍了拍林建国的肩膀，说了句：“听我的就行。”
林建国回到车上，林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眨巴着眼睛问他：“爸，那个包是不是很重要呀？”
“嗯，挺重要的。”
林建国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用棉夹克把她裹住，“月儿，你今天帮了爸一个大忙。”
林月把脸埋进他胸口，闷闷地说了一声：“爸，我冷。”
她不是真的冷。
她是怕林建国看到她眼睛里的东西——那种不属于六岁孩子的、过于复杂的东西。
高远在厂房门口拦住了市局刑侦的技术组长，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姓吴，大家都叫他吴技术。
吴技术正蹲在厂房门口抽烟，看到高远手里那个包，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
“这是在外面那堆废铁后面找到的，”高远把包递过去，“胡丽丽的身份证在里面。”
吴技术把烟掐了，接过包翻了两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转身朝厂房里喊了一声：“老刘！出来一下！”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厂房里面走出来，穿着深色的警用棉服，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
林月透过车窗看到了这个人，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了一下。
刘建国。
不，不是她父亲林建国，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刘建国。
这个名字跟她父亲的名字只有姓不同，但在铁城刑侦系统里，这个名字的分量比她父亲重得多。
刘建国是铁城刑侦的台柱子，破过大案要案无数，后来升到了省厅，在林月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了。
但在2008年，刘建国还只是一个副支队长，四十多岁，正当壮年，眉眼之间带着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不是老了的白，而是那种长期熬夜思考、头发一根一根变白的白。
林月看着远处的刘建国，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她原来的时间线里，刘建国是她的领导，是她的伯乐。
她能在三十七岁当上刑侦队长，跟刘建国的提拔分不开。
最后一次见面，是刘建国退休前，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两杯茶，说了一句：“小林，你像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她六岁，他四十二。
她不能去叫他刘叔叔，更不能去跟他讨论案情。她只能乖乖地坐在父亲的腿上，看着他和她的父亲在雪地里交谈，而她什么都做不了。
不，她可以做一件事。
她可以听。
林月集中全部注意力，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
冷风顺着缝隙钻进来，带着雪的味道和远处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她听到刘建国在问高远：“这个包是谁发现的？”
高远的声音模糊不清，但林月还是捕捉到了几个字——“巡查的时候”“设备堆后面”“雪里面露出来的”。
他把林建国完全摘出去了，更没提林月。
林月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又上升了一个档次。高远不仅是一个好刑警，还是一个懂得保护下属的人。
这种领导在警队里不多见，尤其是在基层。
刘建国没再追问包的来源，而是蹲下来，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雪地上。
钱包，手机，钥匙，一包纸巾，一支口红，一个小镜子，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照片。
林月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照片。
在原始时间线里，这张照片出现在第二年春天，手提包被拾荒者发现之后。
照片上胡丽丽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肩膀，两人站在一个看起来像KTV包房的地方，背景是闪烁的彩灯和一面镜子墙。
另一个女人的脸被镜面反光挡住了一半，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
但那是五个月之后的样子了。
五个月的冰雪和潮湿已经让照片严重褪色，面目全非。
现在，照片是新鲜的，干燥的，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