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她拉了拉林建国的袖子，“我也想去。”
林建国低头看着她，眼神复杂。
他知道把六岁的女儿带到一个死人现场是不合适的，但他也知道，如果他拒绝，家里没有人能看着她——奶奶下午要去市场卖菜，爷爷在工地上，妈妈在外地。
“你就在车里等着，”林建国说，“不许下车，不许乱跑。”
林月乖巧地点了点头。
但在她心里，一个计划正在成形。
陶瓷厂的案发现场，在原始时间线里留下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物证。
那个物证被忽略了，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也因为调查人员的注意力全在尸体上。
但她知道那个物证是什么、在哪里、为什么重要。
她只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让父亲或者高远注意到它。
一辆老桑塔纳开在通往陶瓷厂的道路上，路面上的雪已经被车轮碾成了黑色的冰碴子，车身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林月被林建国抱得紧紧的。
高远的车速比上午还快，仪表盘上的指针在四十到六十之间摇摆，对这条路况极差的旧路来说，这速度已经不慢了。
路两边的景象越来越荒凉。
低矮的棚户区零零散散地分布在道路两侧，有些房子已经塌了，屋顶的瓦片碎了一地，露出里面发黑的房梁。
几只野狗在雪地里翻垃圾，看到车过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继续翻。
再往前开，视野忽然开阔了——一片灰白色的空地出现在前方，空地上矗立着几栋巨大的废弃厂房，红砖墙面上用白漆刷着“安全生产”四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两人多高。
厂房的窗户全部碎裂，黑洞洞的窗口像是无数只空洞的眼睛，注视着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
铁城陶瓷厂。
这个厂子倒闭了将近十年，厂区里长满了荒草，夏天的时候齐腰深，冬天被雪覆盖，看起来就像一片白色坟场。
偶尔有拾荒者来这里捡废铁卖钱，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靠近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这里太荒了，荒得让人心里发毛。
厂区大门是锁着的，但门锁早就被人撬开了，用一根铁丝随便别着。
高远把铁丝取下来，推开铁门，铁门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吱呀声，在空荡荡的厂区里回荡了很久。
市局刑侦的车已经停在里面了，两辆黑色桑塔纳和一辆金杯面包车。
几个穿警服的人站在厂房门口抽烟聊天，看到高远的车开进来，有人招了招手。
高远把车停好，对林建国说：“你在车里等，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林建国点了点头。
高远下了车，朝厂房门口走过去。
林月透过车窗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扇巨大的铁门后面，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林建国。
“爸，”她说，“我想上厕所。”
林建国看了看四周，厂区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厕所的地方。
他犹豫了一下：“你就在车旁边找个地方吧，爸看着，没人看见。”
“不要，”林月摇着头，“我要去那边。”
她指了指厂房后面的一片区域，那里堆着一些废弃的设备，有锈迹斑斑的锅炉和管道，在雪地里露出黑色的轮廓。
林建国看了看那堆设备，觉得离车不远，应该没什么危险，就抱着她下了车，把她放在雪地上：“快去快回，别乱跑。”
林月踩着没过脚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堆设备走过去。
她的棉裤腿被雪浸湿了，寒气从脚底板往上蹿，但她顾不上这些。
她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搜索着四周——不是在上厕所，而是在找一样东西。
她知道那个物证在哪里。
在原始时间线里，那个物证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
冰雪消融，一个拾荒者在翻垃圾的时候从一堆废铁下面翻出了一个女士手提包，里面有钱包、手机、钥匙，还有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名字叫胡丽丽。
这个手提包被发现的位置，距离徐志强的尸体发现地点大概有两百米。
但那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五个月的冰雪覆盖，五个月的风吹日晒，五个月的雨水浸泡，手提包里面的物证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手机彻底报废，无法提取任何数据；钱包里的纸币已经腐烂成一团纸浆；唯一能辨认的就是那张身份证，但上面的指纹已经被侵蚀得干干净净。
林月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手提包。
她在那堆废弃设备周围转了一圈，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每一个角落。雪地上覆盖着薄薄一层新雪，昨天下的，但底下还有之前的积雪。
她蹲下来，用手套扒开表面的雪——对，她戴了手套，林建国给她戴的，一双红色的毛线手套，大拇指上还织了一朵小花。
她扒了几下，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不是废铁。
废铁的触感不一样，更冷，更硬，边缘更锋利。
这个东西的表面是皮革的，被冻得有点僵硬，但那种触感不会错。
她继续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