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回到派出所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雪还没有停的意思，地上的积雪已经有脚踝深了。
林建国抱着林月走进值班室，王桂兰正好端着一饭盒饺子从食堂出来，看见他们就招呼：“来得正好，今天食堂包饺子，猪肉白菜的，赶紧去打，一会儿没了。”
林建国把林月放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说：“你在这儿等着，爸去打饭。”
林月乖乖地点头。
等林建国走了，值班室里就剩下她和那个趴在桌上补觉的胖子。
胖子的呼噜打得很有节奏，像一台老式拖拉机在突突突地响。
林月从椅子上滑下来，走到高远扔在桌上的那沓材料前面。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没有伸手去翻。
她不需要翻。
她的眼睛就是扫描仪，她的脑子就是数据库。
那些打印纸上的信息——通话时间、通话时长、基站定位、关联号码——全部在她的视网膜上成像，然后被迅速存入她的大脑皮层。
胡丽丽的通话记录显示，她最后接到的那个电话，来自那个黑卡号码。
通话时长三分十二秒。
三分十二秒能说什么？
约见面？
通知什么事情？
威胁？
谈判？
她的目光扫到基站定位信息——黑卡号码在12月23日上午十点零三分的时候，曾经在铁西区陶瓷厂附近的一个基站上注册过信号。
陶瓷厂，那是一个早就倒闭了的老厂区，周围是一片棚户区和废弃厂房，人烟稀少，冬天更是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上午十点零三分，胡丽丽失踪的时间大约在十点左右。
从锦绣家园到陶瓷厂，开车大概需要十五分钟，走路需要四十多分钟。
如果胡丽丽是接了电话之后出门的，她去陶瓷厂的可能性很大。
但一个二十八岁的单身女性，为什么要去一个废弃工厂附近见一个用黑卡联系她的人？
除非那个人她认识，或者那个人给了她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林月在脑子里把所有的信息串了一遍，然后默默地走回椅子旁边，爬上去坐好，两条小短腿在椅子腿之间晃来晃去。
她看起来就是一个等着爸爸打饭回来的普通小孩，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刚才那短短几十秒里，她已经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案情推演。
林建国端着一大一小两个饭盒回来了。
大饭盒里是饺子，小饭盒里是饺子汤。他把饺子倒在值班室的搪瓷盘子里，又从兜里掏出一小瓶醋，小心翼翼地倒在碟子里。
“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他把筷子递给她。
林月接过筷子——六岁的小手握着筷子的样子有点笨拙，但她吃得很快。
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皮有点厚，馅有点咸，但她吃得特别香。
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铁城食堂的饺子了，上一次大概还是十二年前，她在铁西派出所实习的时候，食堂的王师傅包饺子，她也坐在这个值班室里，用同样的搪瓷盘子，蘸着同样的醋。
只不过那时候她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现在是六岁的身体。
只不过那时候她父亲已经在派出所干了十几年，现在是第一天上班。
只不过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在循环，现在她知道了一切。
林建国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翻着高远带回来的那沓材料，皱着眉头看那些数字和号码。
有些专业术语他看不懂，但他在努力理解，像一个刚拿到教材的学生，拼命想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啃下来。
林月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她记忆中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那个在派出所值夜班时一个人坐在走廊里抽烟的中年人，那个把所有的案子都扛在肩上从不对家人说一句累的男人——原来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认真、笨拙、拼命想做好一切的人。
她忽然很想告诉他，爸，你会成为一个好警察的。
但她不能。
她只能把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爸，这个饺子真好吃。”
下午两点，高远从外面回来了，身上落了一层雪，头发上都是白的。
他没拍，直接走进值班室，把那沓材料的复印件扔在桌上，指着一个名字说：“徐志强，我查到了。”
林建国放下手里的本子，凑过来。
“这个人有前科，”高远说着点了根烟，这次他点了，深深吸了一口，“05年因为组织卖淫被判了一年，出来之后在铁西开了一家足疗店，表面上是足疗，实际上还是干老本行。我怀疑胡丽丽跟他有关系。”
林建国想了想：“那胡丽丽的失踪，会不会跟这个徐志强有关系？”
“有可能，但现在还不确定。”高远把烟夹在指间，用拇指揉了揉太阳穴，“我下午去他的足疗店看看，你在所里待着，把户籍信息录完。”
林建国张了张嘴，想说我也去吧，但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协警制服，又看了看高远肩上的警衔，把话咽了回去。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一个刚上班第一天的新人，没有资格挑活干。
“爸，”林月拽了拽他的袖子，声音小小的，“那个叔叔要去的足疗店，是不是在陶瓷厂附近呀？”
林建国低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看那个纸上的字了，我认识几个字。”林月说得理所当然，“陶瓷厂那三个字我认识，‘陶’字我在电视上看过。”
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但林建国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他看着女儿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到了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着和冷静，那种沉着让他感到陌生。
但他没有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