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在纸上写下第七个名字的时候，铅笔尖断了。
断得不是时候。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麻雀从电线杆上飞走，久到走廊里的脚步声远了又近。
这个名字后面画着一个问号，问号的尾巴拖得很长，戳破了纸——他犹豫的不是要不要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愿不愿意来。
研究室挂牌是三天前的事。牌子上写着“特种武器研究室”，白底黑字，挂在三楼最里头那间办公室的门框上。牌子挂上去的时候，厂办的副主任老孙站在旁边看了半天，嘬了嘬牙花子，说了一句：“老陈，这牌子挂着容易，摘下来就难了。”
陈衡没接话。他拿手抹了抹牌子上的灰，转身进了屋。
屋里什么都没有。两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块黑板，一个铁皮柜子。窗户朝北，光线不好，白天也得开灯。陈衡从别的科室要了一盏台灯过来，灯罩是绿的，开关是拉线的，拉线的时候里边的铜片会“啪”地响一声。
那天他把灯拉亮，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写名字。
第一个名字是小刘，刘建国。第二个是钱师傅，钱宝根。第三个是小王，王建设。第四个是一个打了叉的名字——原来想调一个搞弹道的，打了三个电话，人家不来。叉划了两道，力透纸背。第五个是李梅。第六个他空着，没写。
今天早上老周来了，站在门口没进来，探着半个身子说：“老陈，我给你推荐个人。”
陈衡说：“谁？”
老周说：“我侄子。”
于是纸上多了第六个名字：周小军。老周说他二十三，在隔壁县的农机厂当车工，技术好，但厂子快发不出工资了。
陈衡说：“让他来试。”
老周说：“明天就带来。”
现在纸上有了六个名字，加上陈衡自己，七个。第七个他没写，因为第七个就是他。
他把断了的铅笔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支新的。这间办公室原来是间库房，抽屉里有老鼠屎，还有半包发霉的烟。陈衡把烟扔了，留了几颗老鼠屎在角落里没扫——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扫，可能是忘了，可能是觉得扫不扫都一样。
他用新铅笔在刘建国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在钱宝根后面也画了一个，在周小军后面画的问号最大。
问号不是问他们能不能干，是问他自己能不能把人要来。
昨天他去人事科调档案，人事科长老赵坐在办公桌后面，端着搪瓷缸子喝茶，叶沫子漂在水面上。陈衡说要调几个人，老赵问他调谁，他报了刘建国的名字。
老赵把缸子放下，翻了翻花名册，说：“刘建国？去年才分来的大学生，哈工大的？”
陈衡说是。
老赵说：“技术科能放人？”
陈衡说：“我去说。”
老赵看了他一眼，那眼神的意思很明白——技术科要是能放人，我把这缸子吃了。
陈衡没理会那个眼神，继续报名字。报到钱宝根的时候老赵笑了，说：“钱师傅六十多了，你让他去跟你折腾？”
陈衡说：“返聘手续我来跑。”
老赵不笑了，把花名册合上，说了一句：“老陈，你这事儿不好办。”
不好办也得办。
陈衡把铅笔放下，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技术科的绘图室在三楼东头，门虚掩着。陈衡推门进去的时候，刘建国正在画图。绘图板斜支着，铅笔、橡皮、三角板、比例尺，摆得整齐齐。刘建国弯着腰，左手按着纸，右手握笔，画一道线，停一下，再画一道。
图上的线条细得像头发丝，尺寸标注密麻。
陈衡站在他身后，看了四分钟。
这四分钟里刘建国没有抬头。不是不知道身后有人——绘图室的木地板踩着会响，陈衡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听见了。但他没抬头。他画他的线，一道接一道，手稳得像焊在绘图板上。
陈衡注意到他画线的习惯：先画轮廓，再画剖面，最后标尺寸。每一道线的力道都一样，起笔和收笔没有顿挫。老手的线会有轻重，轻的地方是心里有数，重的地方是提醒自己注意。刘建国的线没有轻重，所有的线都一样。
陈衡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绘图室里太安静了，显得那句话很响：“来我这边干。”
刘建国的手停了。他把铅笔放在绘图板的凹槽里，转过身来。他戴着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眯着。他看着陈衡，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手又伸向铅笔，摸到了笔杆，没拿起来，指腹在笔杆上蹭了两下。
“陈工，”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发虚，“我才毕业不到一年。”
“我不要你的经验，”陈衡说，“我要你的脑子。”
刘建国沉默了四五秒。然后他点了点头。点头的动作很小，下巴往下沉了一下，马上就抬起来了。
“什么时候？”刘建国问。
“等我通知。人齐了统一报到。”
他转身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刘建国已经转回去了，拿起铅笔，继续画线。但这一次，一道线的起笔顿了一下，留下了一个比别处稍粗的点。刘建国盯着那个点看了两秒，拿起橡皮，小心翼翼地擦掉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陈衡关上门。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片光。他往那片光走，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车间的门是铁的，推开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沉闷的响声。陈衡推门进去，热浪扑面而来。机油味，铁屑味，冷却液受热蒸发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清的焦糊味。铣床的嗡嗡声，车床的咝声，砂轮磨削时尖锐的啸叫，中间夹杂着行车吊装时链条碰撞的哗啦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待久了你就听不见了——耳朵会自动把它们过滤成一种均匀的背景音。
钱宝根就在这片噪音中间。
他站在一台精密铣床前面，身子微前倾，左手扶着进给手柄，右手按在操作面板上。铣刀旋转着切进金属，细小的铁屑飞溅出来，碰到他厚厚的老花镜片上，又弹开。
他的工作服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用同色的布补过，针脚很细——是手缝的。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把卡尺，一把游标的，一把千分的，都用细绳拴在扣眼上，防丢。
陈衡没打扰他。他站在离铣床三步远的地方，看钱宝根干活。
钱宝根加工的零件不大，但形状复杂，曲面上有几个不同角度的孔。这种活儿费工夫，一个孔打偏了，整块料就废了。但钱宝根的动作不急，进刀、退刀、换测量，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不是机器的节拍，是他自己的节拍。机器快的时候他慢，机器慢的时候他快，他的手和机器之间隔着一层空气，但那层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连着，看不见，确实在。
钱宝根干活像是在跟机器说话。机器嗡嗡响，他听；机器不响了，他摸一摸工件表面，再听。
铣刀停了。钱宝根拿下工件，对着灯看了看，又用千分尺量了两个位置，然后把工件放在旁边的木板上。那块木板上已经摆了七八个同样的零件，摆得整整齐齐，间距一样。
钱宝根摘下老花镜，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绒布，慢慢地擦镜片。
陈衡这时候才开口：“钱师傅。”
钱宝根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他——摘了眼镜看人都是这样，眼睛眯成一条缝。
“哦，小陈。有事儿？”
“我想请您来研究室当工艺顾问。”
钱宝根没马上回答。他把手伸向毛坯堆，拿起下一个毛坯，在手里翻了个面，用拇指摸了摸表面。他的手很糙，指节粗大，指甲盖上有几道裂纹，裂纹里嵌着黑色的东西——不是脏，是金属碎屑扎进去留下的，洗不掉了。
“我六十三了。”他把毛坯夹上机床，一边紧卡盘一边说，“一把老骨头了，能干几年？”
“能干几年是几年。”陈衡说。
钱宝根把卡盘紧了最后一圈，手指在卡盘上敲了两下——这是他的习惯，敲两下，确认紧了。然后他直起腰，看着陈衡。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不大，眼白有点黄，但眼珠是亮的。
“行。啥时候报到？”
一个字。干脆得像切萝卜。
陈衡准备了至少三个来回的说服过程。唯独没想到他会说“行”。
“等我通知，人齐了统一来。”
钱宝根已经转回去了，右手按下启动按钮，铣刀重新旋转起来。对话结束得和开始一样突然。陈衡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钱宝根还是那个姿势，身子前倾，左手扶着手柄，右手按在面板上。
车间外面的走廊窗户开着，春天的风灌进来，带着翻过的土和刚发芽的草混在一起的味道。
下一个是小王。
小王不在车间里。车间主任老马说小王去工具间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太好——“这孩子心思不在车间。”
去年分来的中专生，学热处理的。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找人托关系想调走。
工具间在车间最西头，用铁皮隔出来的小间，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陈衡从门缝里看见小王坐在工具箱上，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块抹布，正在擦皮鞋。
那双皮鞋擦得很认真。先打圈，再顺着一个方向拉，皮面上渐泛出一层亮光。他穿着工作服，胸前和袖口上有大片的黑色油渍——热处理的活儿就是跟油打交道，淬火油、回火油，溅到衣服上就洗不掉。袖口的油渍已经发硬了，衣料被油浸得变了颜色。
皮鞋倒是擦得锃亮，亮得能照见人影。
陈衡敲了敲门框。
小王抬起头，手一抖，抹布掉在地上。他看见陈衡，条件反射地站起来，皮鞋后跟磕在工具箱上，发出“咚”的一声。
“陈、陈工。”脸上带着被抓包的慌张，眼睛往地上瞟，又往门口瞟。
陈衡没问。他直接说了：“我要调你到研究室。”
小王愣住。左边眉毛往上挑了半寸，右边的没动，整张脸的表情就歪了。
“我？”声音比刚才高了半度，“热处理？”
“枪的零件都要热处理。”陈衡说，“枪管、机匣、击针，每一样都要淬火回火。硬度差一度，枪就打不准。”
小王把皮鞋放在地上，用脚拨到工具箱底下，直起身，把手在工作服上蹭了蹭。手上有鞋油，蹭在蓝色布料上，留下一道黑色的印子。“什么时候？”他问。
“等着。统一通知。”
陈衡转身往外走，小王在身后喊了一声“陈工”，他停下，侧过身子。小王站在工具间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嘴唇动了动，最后说了一句：“那双鞋……我就是擦。”
陈衡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走了。
资料室在办公楼二层，紧挨着档案室。陈衡推门进去的时候，李梅正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看书。英文原版的，封面磨得看不清书名了，书脊上用透明胶带粘过，加固了好几道。书页的边缘起了毛，翻得太多次了。
李梅看书的样子跟刘建国画图不一样。斜靠在椅背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尖轻轻地晃。右手撑着下巴，左手食指按在书页上，一行一行地往下移。偶尔会翻回去，对比两页的内容，皱一下眉。
陈衡敲了敲敞开的门。
李梅抬起头，看见是他，没站起来，只是把脚从膝盖上放下来，把书合上。书合上的时候带起一小股灰尘，在窗边的光线里翻飞了一会儿。
“陈工。”语气很平。不是冷淡，就是平。
“我要组一个研究室，”陈衡说，“缺搞自动控制的。”
李梅没接话。她把书放在桌上，手指在书脊上来回摸了两下。中指第一节指节上有一个老茧——长期握笔磨出来的。
“你研究室有没有资料看？”她问。
这个问题把陈衡问住了。他准备了工资待遇、工作强度、研究条件，但李梅问的不是条件，是资料。
她二十五六岁，北理工毕业，全厂唯一一个学自动控制的。分到厂里以后被安排在技术科，但技术科干的都是机械设计，她插不上手。没人知道怎么用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这一年里她大概把能看的书都看完了，包括这本英文原版的，翻得起了毛边。
“有。”陈衡说，“跟着干就有。”
李梅盯着他看了三秒钟。
“行。”她说。
她把钢笔帽套上，拧紧，把笔记本合上，三样东西叠在一起。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紧不慢，手指稳当的。
陈衡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人齐了统一通知。”
李梅已经重新翻开了书，听见这话只是抬了抬下巴，算是答应了。
从资料室出来，天已经擦黑了。陈衡走回办公室，桌上那张纸还摊着，六个名字，六个问号。他坐下来，拿起铅笔，在最后一个问号上补了一笔——这一笔没断。
第二天上午，老周把他侄子领来了。
老周全名叫周德厚，四十八岁，厂里的老检验员。检验科干了二十年，手里的千分尺比别人的眼睛还准。他把侄子从隔壁县领过来，坐了两小时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周小军的裤腿上还沾着农机厂的铁屑。
陈衡在办公室里见的人。周小军站在门口，老周推了他一把，他才迈进来。小伙子二十出头，个子不高，肩膀宽，脖子粗。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一件领子变形的秋衣。
陈衡看他的手。手掌大，手指粗，指节处的皮肤硬得像砂纸。手背上有几个烫伤的疤，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黄豆。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东西——长年累月洗不掉的。机油渗进了指甲缝，渗进了皮肤纹理，再怎么洗，总有残留。
陈衡没让他坐，也没倒水。他把一块毛坯钢扔了过去。
拳头大小，圆柱形，表面粗糙。周小军伸手接住，接的动作是本能——看见东西飞过来，伸手就抓，车间里干久了养成的。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毛坯，又抬头看陈衡，没说话。
“车一个直径三十毫米、公差正负零点零二的圆棒。”
老周站在旁边，嘴巴动了动，咽回去了。他在检验科待了二十年，知道规矩——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车一根棒子。
周小军拿着毛坯站了两秒，然后转过身，走向墙角的车床。
那台车床是研究室唯一的设备，老式的C620，八成新，是陈衡从设备科硬要来的。周小军走到车床前，没急着动手，先绕着机床走了一圈，弯腰看了看床身，用手摸了摸导轨。
看床身是看稳不稳，摸导轨是看平不平。一台陌生的车床，先摸清脾气再动手。
他检查完了，站到操作位置，拉下电源开关。车床嗡的一声转起来，声音均匀，没有杂音。他听了几秒，点头——是对自己点的。
装卡盘。左手扶着毛坯，右手紧卡盘，三个爪依次收紧，每一下都拧到同一个力道。装好了，他用扳手在卡盘上敲了两下——跟钱宝根一模一样的习惯，敲两下，听声音判断紧没紧。
开主轴，选转速，对刀。左手扶着进给手柄，右手握着横向进给轮，眼睛盯着刀尖和工件的接触点。第一刀进去的时候，他的手微顿了一下——试刀，试工件硬不硬，试车刀快不快，试车床有没有虚位。顿了不到半秒，手劲变了，进刀顺畅起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铁屑从刀尖上卷出来，细长的，连续的，在灯光下泛着蓝色。切削液流下来，浇在刀尖和工件之间，发出细小的嘶嘶声。
周小军站在车床前面，身子微前倾，膝盖微弯，重心落在脚掌上。眼睛没离开过刀尖，偶尔扫一眼刻度盘，马上又回到工件上。
陈衡靠在桌边，没说话。老周在旁边站着，呼吸声越来越重。
十分钟。
周小军停了车床。主轴慢慢停下来，工件在卡盘上转了最后一圈，停住了。他松开卡盘，把工件取下来，拿抹布擦了擦，转过身，递给陈衡。
一根亮闪闪的圆棒，表面光洁，没有振纹，没有划伤，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金属光泽。陈衡接过来，手指碰到的表面还带着切削的余温。
他走到桌边，拿起千分尺。测砧夹住圆棒，轻轻旋动棘轮，直到棘轮发出三声咔哒。
低头看刻度。
直径三十点零一毫米。
公差正负零点零二，三十点零一在范围内。
陈衡放下千分尺，看着周小军。周小军站在车床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块擦工件的抹布，攥得很紧，指关节发白。
“留下了。”
周小军把抹布放在车床上，点了点头。他点头的样子跟他二叔不一样——直着脖子点的，下巴往里收一下，马上抬起来。是那种知道自己有手艺的人才会有的点头方式。
老周在旁边呼出一口气，声音大得像气球漏气。他走过去拍侄子的肩膀，拍得周小军往前踉跄了一步。
“那行，我先回去了。这孩子你多管教。”
陈衡把老周送到门口，老周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陈，这孩子手艺没问题，就是话少。有啥事你多担待。”
陈衡说知道了。
老周走了。陈衡回到办公室，周小军还站在车床旁边，不知道该站哪儿。他刚才车完棒子就把工具归置了——车刀放回刀架上，扳手挂在工具箱的钩子上，抹布叠好放在一边。收拾得整齐，但活干完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你坐。”陈衡指了指椅子。
周小军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还在不自觉地摩挲——手里少了什么东西，不习惯。
陈衡走回桌边，拿起铅笔，在纸上第六个名字后面写了两个字：留下。
然后他撕了一张纸，开始写通知。通知上写了六个名字：刘建国、钱宝根、王建设、周小军、李梅，还有老周——老周是兼职，不算正式编制，但陈衡还是把他写上了。
写完了，他数了数，加上他自己，七个。
七个人。最大的六十三，最小的十八。一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画线不敢用力。一个是返聘的老车工，手糙得像树皮。一个嫌热处理脏、爱擦皮鞋的中专生。一个在小县城农机厂里快发不出工资的年轻车工。一个全厂唯一搞自动控制、却没人知道怎么用的女技术员。一个在检验科干了二十年的老检验员。
还有一个他自己。
陈衡把通知写完，叠好，装进信封。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天黑了，厂区的路灯亮着，黄色的光照在地上，几个晚班工人骑着自行车从楼下经过，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细的沙沙声。
他拉上窗帘，关了台灯。拉线开关“啪”地响了一声，屋里暗了下来。
第二天，人齐了。
陈衡通知的是下午两点，会议室集合。会议室就是研究室隔壁那间屋子，原来是个小仓库，收拾出来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盖着一块灰布。屋子不大，七个人坐下刚好，第八个人就挤了。
下午两点差五分，陈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人已经到齐了。
刘建国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笔记本，钢笔帽已经拧开了。钱宝根坐在靠门的位置，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生产者”五个红字，磨得只剩“先进”两个字还完整——缸子里泡着浓茶，叶占了半缸。老周坐在钱宝根旁边，也在喝茶。
小王坐在另一头，今天穿了一双旧布鞋，鞋面上有油渍，工作服显然是昨晚洗过了，肩膀上还有衣架撑出来的印子。周小军坐在小王旁边，坐得直，手放在膝盖上，还是在摩挲手指。李梅坐在窗户下面，手里没拿东西，后背靠着椅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
陈衡站在桌前，没坐下。他扫了一圈在场的人，然后开口了。
“咱们要干的活，”他说，“比护身符难十倍，时间紧十倍。”
屋子里没人说话。
“谁干不了，现在说。”陈衡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我不拦着。现在站起来，走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但要是留下来，干到一半说干不了——”
他停了一下。
“那就不是走不走的问题了。”
烟味浓了起来——老周在抽烟，钱宝根在抽烟，小王也点了一根。三烟的烟雾搅在一起，在头顶盘成一个灰白色的层。
没有人站起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刘建国推了推眼镜，食指按在鼻梁上，往上推了两毫米，按得指腹压红了。
钱宝根弹了弹烟灰，用小指轻轻一扫，扫到地上。端起缸子，喝了一口茶，茶叶渣子粘在嘴唇上，他用舌头舔掉了。
小王把烟掐了。桌上没有烟灰缸，他在桌角摁灭烟头，摁完放在脚边，用鞋尖踩住。
周小军的手停住了。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李梅把腿放下来了。
陈衡等了五秒钟。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人站起来说“我退出”。
没有人站。
他转过身，走到黑板前面，伸手捏住灰布的一角。灰布是旧的，布料发硬，捏在手里粗粝的。他用力一扯，布落下来，堆在地上。
黑板上画着一张图。
迫击炮的总体结构图。炮管在最上面，下面连着炮架，炮架下面是座钣，旁边是瞄准具。每一个部分都画得清楚楚——炮管的长度、口径、膛线，炮架的折叠结构，座钣的三角形支撑，瞄准具的刻度。粗线是结构轮廓，细线是尺寸标注。有些地方画错了，用黑板擦过，留下一片灰白的痕迹，在上面重新画过。
这张图是陈衡昨天晚上画的。从晚上八点画到凌晨两点，六个小时。画完的时候右手抽筋了，手指蜷起来伸不直，他用左手一根一根地掰开的。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不动了。手里夹着烟的人忘了吸，烟雾从烟头上直地升上去，细的一缕。
所有人都盯着那张图。
钱宝根第一个开口。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眯着眼看那张图。嘴唇动了两下，像是无声地念了什么。然后他转过头，看着陈衡。
声音有点哑：“这是……炮？”
陈衡站在黑板旁边，把手放下来，垂在身侧。
“这是咱们要造的东西。”他说。
窗外有麻雀叫。叫声很细，隔着玻璃传进来。阳光从西窗照进来，落在黑板的一角，粉笔画的线条被照得发亮，那些白色的线像是自己会发光一样。
七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